7月17日至18日，由北京印刷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在学校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等20多个学术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工作坊以“以书为魂、融通各家”为宗旨，集聚了邹振环、王余光、沈弘、章宏伟、范军、张志强、万安伦、李频、周武、郝田虎、冯国栋、王献华、刘运峰、何朝晖、王鹏飞、叶新、范继忠、刘兰肖、陈静、刘洪权、杨琥、艾俊川、邱雪松、许静波、张玉亮等依循不同学科路径，在中西文献比较、书籍史、出版史领域长期耕耘的学术大家和实力派学人。

学校成功举办“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

在开幕式上，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致欢迎辞，诚挚欢迎诸位学者赴会，感谢专家团对北印学术事业的支持。工作坊发起人之一、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回顾了工作坊创办缘由及历届举办情况，期待工作坊发展为一流学术品牌。北京印刷学院本次工作坊筹备组代表范继忠，以“天街小雨 三伏清心盛宴；文事大兴 四季唯有诗书”的联语表达北印人对学术盛会的期待，对筹办中的“中外出版史及知识传播史研究中心”规划向学界做首次通报。

开幕式后，全体与会专家分六个时段展开研讨活动。本次工作坊共收录论文32篇，内容涉及中西文献学、版本学、藏书史、出版史、书籍史、知识社会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角度新颖、新见迭出。

与会专家充分交流

体现全球史视野的跨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的《14-18世纪东亚世界的“象记”——博物学文献比较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是此次工作坊论文的扛鼎之作。邹振环在宽阔的文化比较视野中，具体勾勒出以动物文化为主题的东亚三国博物学文献的知识传播史与影响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教授《孔乙己的另一面：书吏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的中部巴比伦尼亚传统》一文，从鲁迅作品《孔乙己》典故入手，剖析公元前2600年左右两河流域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书写系统，探讨其出现的原因。

北京印刷学院叶新教授的《清末民初麦克米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一文，就麦克米伦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等历史问题做出重要结论。

安徽大学刘洪权教授的《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与古籍出版研究》一文，提出现代民族主义与古籍出版内在关系的重要学术议题。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

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的《宋代佛教藏经纪再探》一文，爬梳文渊阁版四库全书等珍贵史料集，考证出宋代61部藏经纪的丰富细节，全面总结宋代藏经纪的特点，并对转轮藏提出新见解，展现了深厚的文献和理论素养。

故宫博物院章宏伟研究员的《“鸡林巨贾争摹印”新说——朝天使（燕行使）与汉籍东传的另一种观照》一文，以毛晋汲古阁刻书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中朝边境贸易中有否汲古阁刻书、明使臣有否带回朝鲜摹印汲古阁本信息等问题的微观探讨，提出对“鸡林巨贾争摹印”的新看法，令人耳目一新。

浙江大学沈弘教授的《周慕西博士捐助之章》一文，主要通过作者搜集的各时期各类北京大学书籍印章，考论近代中国书籍史的一个侧面。

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的《“文变”与“世变”：简论清末民初的“新名词入诗”现象》一文，以大量近代报刊及维新人物文集文献为基础，就新名词入诗、滥用及引起的舆论争议展开多方探索，显示了深厚的史料和分析功力。

济南大学陈静教授的《胡旡闷抄袭行为考论》通过对胡旡闷主编的《莺花杂志》等作品中材料的逐一考证，证实胡旡闷“勤奋的抄袭者”的真实身份，颠覆了学界对胡旡闷的才女认知。

河南大学王鹏飞教授《融戏入纸：世界书局的连环画出版》一文，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戏行纸上：根据地解放区戏剧图书出版述论》一文，各自在对民国出版史料的深度整理、辨析基础上，分别对世界书局连环画、解放区戏剧图书出版做了客观细致的新考论。

《中国出版史研究》张玉亮副主编提交的论文《奇书与名笔：<仁学>初刊单行本题签考》，运用拍卖图录、书目著录和人物文献，精细考证《仁学》首部单行本题签作者的身份，并钩沉张裕钊“南宫体”书法与谭嗣同《仁学》内在联系。

商务印书馆张稷编审的《陈翰伯与“汉译名著”》一文，利用商务印书馆档案资料和独家史料，梳理汉译名著丛书的来龙去脉，丰富了对当代出版史的认识。

选择小切口，透视大问题

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的论文《寂寞的“书轮”——一个中西书籍史交汇的案例》，聚焦于“书轮”作为西方传统阅读工具这一个案，指出书轮引入中国后出现文化排斥、水土不服的现象，折射出中西书籍文化的巨大差异。

《金融时报》编辑艾俊川的《一张“檄文”背后的技术竞争》，从一张未署名的檄文内容入手，对作者情况进行细致推断，进而分析新技术对传统印刷市场空间的无情挤压。

上海社科院周武研究员的《树学海之津梁，为古人续命之方——景印<国藏善本丛刊>考略》,从一部影印善本古籍丛刊出版史研究的角度，关注中国近代在西化和复古思潮之间，保存传统文化典籍的历史和价值问题。

北京大学杨琥教授《李大钊文集：一本书与一个时代——李大钊遗著编辑与出版背后的故事》一文兼备实证性与思想性，通过梳理《李大钊文集》的搜集与保存、编辑与出版、校勘与注释演变历程，阐析近代文献整理的复杂性及成因。

南开大学刘运峰教授《从普及到神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鲁迅及其研究著作的编辑和出版》一文，分析20世纪50—70年代末人文社编辑、出版鲁迅主题图书的政治基调演变及其内在原因，有助于透视特殊时期出版业的某些特点。

浙江传媒学院杜恩龙教授的《关于文字发明的思考》一文以小见大，发起关于文字的发明者、甲骨刻字时间、欧洲字母的起源等常识性问题的再讨论。

刘兰肖研究员的《近代中文期刊出版的两个源流》，聚焦中文期刊诞生的两个渠道，考索中西文化近代交汇对近代媒介的具体影响。

苏州大学许静波和西南大学邱雪松两位年轻学者，分别提交了《政治认同视角下工部局“印刷附律”性质再认识》《诗人之死：朱湘自沉事件的舆论背后》两篇论文，皆以个案出发，分别探讨了近代上海租界出版管理的政治认同问题、民国媒体舆论的社会生态问题，体现了良好的理论分析功力。

出版史、书籍史、社会史的融通

华中师范大学范军教授的《出版生活史：对象、立场与可能的走向》一文，指出出版生活史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出版生活史所持基本立场是“批判”和“他者”的立场。生活史研究可尝试三个维度研究：一是由点及面，构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体群像，二是由表及里，探寻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三是上下融通，剖析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交互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万安伦教授的论文《论书籍史及其亲缘性概念》，界定了“书籍史”“出版史”“编辑史”“印刷史”“阅读史”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书籍”概念的核心为出版页面的编连成册，“出版史”是“书籍史”上位性亲缘概念，“编辑史”“印刷史”是“书籍史”功能性亲缘概念等观点，引起讨论小高潮。

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的《玛丽·罗斯<乌拉妮娅>(1621)的出版问题》，围绕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作家玛丽·罗斯的《乌拉妮娅》出版个案，探讨17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写作方式、性别身份及社会地位等社会史问题，观点扎实有据。

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的《<中国现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评析>》一文,对即将出版的汉译中国出版史著作做出学术评议，重点阐析该书中“中场域与习业”“超附文本”等核心理论与观点，提出出版研究中思想史因素等重要议题。

北京印刷学院范继忠副教授的《六艺·实学·书籍：张謇在近代知识重构中的行知轨迹》一文，从知识社会史维度中解读张謇秉持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超越“体”“用”之争，向内、向后求诸工业化合理内核，以工业和教育实践为手段，借助书籍出版、收藏与翻译，实现新知识体系构建和中西融通的历史贡献。

武汉大学李明杰教授的《民国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一文，则根据前代学者遗存的日记、信札、回忆录等历史文献，按藏书界、学术界、图书馆界三大职业圈的划分，对徐行可的交友情况展开历史社会学考察，从徐氏与其友人之间的抄书、借书、鬻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等活动中，探寻徐行可藏书思想的形成轨迹，局部呈现了民国时期的学人、学术生态。

与会人员合影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本届工作坊围绕中外书籍和文献，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撰文，话题丰富、思路开阔，很好地传承了工作坊创办的文化宗旨。工作坊从富于个性的专家点评，到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充满激情的学术总结，精彩纷呈、高潮不断，使与会者始终沉浸在活跃多元的思想氛围中，为推动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和书籍史、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成果。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在会后赋五言诗一首表达与会者共同心声：“日下无暑意，座上有清风。鸿儒传正道，雏凤启新声。评文隔千里，作结仰诗翁。更期来年聚，海上续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