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植根实践、服务人民，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对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①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出版自由；人民性

出版以传播真理、传承文明、传播科学知识、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为重要责任。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中，出版从来都是启蒙者、引导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搭建阶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出版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仅有亲自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而且就出版在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重要论述。他们通过对出版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对出版事业一般规律的理解，创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理论，为无产阶级出版实践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植根实践，服务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内容服务和价值引导、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相结合，服务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一般的专业知识，而是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理论体系，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理论支撑的。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始终如一的本质要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源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涉及出版的根本性质和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关系、出版人的职业素养与道德规范、出版技术及发展、出版传播与全民阅读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检验出版工作者政治立场、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是从事出版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守的党性修养和职业底线。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要树立系统观念和新发展理念，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出版实践中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出版通过写作、发表和阅读活动实现其功能。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出版关乎人类的存在，关乎社会的秩序，关乎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1]出版是现代社会的引擎和助推器，出版活动保证了人的精神性存在。出版活动在传播思想和精神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人类活动无法替代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出版大作为、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求出版必须相向而行。一方面需要遵循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将理论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和发展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1从认识论上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纯逻辑推导。它以大量的、确凿的图书和报刊事实为依据，从出版现象和活动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并以它本身具有的真理性和现实价值来检验。“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阶级、学派、团体、宗教，无不利用这一武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3]“古今中外，以出版宣扬主张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阶级立场、学派主张、团体宗旨或宗教信仰，甚至个人明志等，无不借助出版来实现。”^[4]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的核心，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他们著书立说、办报办刊，以革命的出版活动在指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宣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播共产主义政治观点和思想体系，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目标积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严格按照客观上出版的本来面目认识出版，完全排除对出版现象的主观主义解释。所以，他们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阵地”^[5]，提出了“出版物是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思想和“人民报刊”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信仰力量的鲜亮底色。从认识论上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科学信仰打下了牢靠的认识根基。对理论的认识不彻底，信仰的根基就会不牢靠。^[6]在出版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与崇高信仰，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党对出版建设的领导不动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出版在传播真理的同时，把其信仰功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在承载内容的文本功能上，进而决定出版传承文明、传递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资政育人等社会功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7]这种现象是我国思想领域中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反映，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出版物中被边缘化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带来的变化。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不深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够，没有夯实理论基础，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出版领域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出版功能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在出版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做好内容把关，学术界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上下功夫，必须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上持续用力，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担当。

1.2从价值论上更加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出版目标的需要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出版工作的价值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核心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出版、为谁立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人民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越是符合人民利益越具有真理性。出版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核心，鲜明地指出了出版建设要服务于人民的价值目标。党的出版工作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性，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者、继承者关于出版工作的许多论述，都是针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和人民群众利益提出来的。例如，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同时，指出出版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8]他在论述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时，认为报刊在导向上应“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把生产宣传放在第一位。这实际上反映了报纸功能从服务革命到服务生产的转变，体现了服务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还需要提高把握方向、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就是说，要透过出版现象看出本质，透过本质把握出版规律，按照规律从事出版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分析和阐述的是当时的出版现象和出版实践，但他们揭示的出版工作特别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和内在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出版活动无国界，但出版家有祖国。出版工作者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目标，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过硬的职业素养，最重要的还要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将其作为立身之本、执业之基。因此，从增强出版工作人员的政治意识和党性观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要求来看，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助推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也是理论研究的学术责任。

1.3从实践论上更好回应时代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将信仰转化为行动提供了思想指引。实践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超越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显著特征，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可能。^[6]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是实践中的发展。在各国革命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都可以在不同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时代和民族的特色。^[9]出版不仅是改变精神世界的行动，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出版从策划、编辑、审校、阅评到印制、发行等的各个环节，知识服务过程中的各种数字技术应用，无不包含着实践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正是在出版实践的过程中创立和不断创新发展的，不能将它看作纯粹的理论性概念。它始终源自出版实践，同时又指导出版实践，为出版实践服务。理论创新只有征服人民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的出版实践需要用最能打动人民的形式来呈现满足时代之需的精品力作。出版实践的全流程、各环节，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印制发行，从业务操作到经营管理，从队伍建设到行业规范等，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指导。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理论经典，也是满足时代之需的成功出版力作。它的文本功能可谓出版典范，问世后至今已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再版1 000多次，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挥着其他经典难以媲美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满足时代之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理论呈现的真理性，且能与时俱进；二是形式和内容易于被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只有寓于出版实践中，才能放射出真理的光芒。那么，回应时代之需的出版使命是什么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了我们答案。2019年8月21日，他在考察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2021年5月9日，他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0]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回信，对出版的使命担当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及其国际化传播指明了方向。理论研究要不忘初心，牢固树立主体意识、自觉意识、自强意识和自信意识，跟踪研究那些能够直面现实、解决中国和世界现实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高水平出版成果，提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能力。

1.4从思想史上不断厚重出版学理论基础的需要

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具有时代性。自创立以来，不断有新思想、新理论为其注入新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内涵，从毛泽东出版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的重要论述，提升了出版的价值魅力，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和价值基础，是出版学提升建设层次和水平的强大理论推动力、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从知识形态来看，作为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出版科学基础知识体系，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出版实践的大背景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个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出版功能在知识传播方式上的变革和思想引领方面的先导。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版都是见证者、开拓者，充当了思想的播种机和知识的搬运工。出版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群众掌握之前，首先需要通过编辑加工转变为出版的话语体系，然后才能以书报刊、互联网的出版方式传播，使思想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1]86 他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1]95-96 目前，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基本确立，为国家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但从学科内涵建设要求看，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专业基础知识层面的理论研究相对充分，而对作为完整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则不全面、不深入，存在着以“新闻观”代替“出版观”的学术现象，致使理论思维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不够，未能在史、论和方法上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学界公认的知识体系；树立问题导向的学术视野不够，缺乏回应时代呼唤、研究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辩证思维和方法论指导；学科体系转化为教材体系的能力弱，思想层面的真理元素未能完全渗透在教材体系的知识单元中，思想引领、价值培育、素质教育不能与知识传授无缝对接。由此可见，为了扭转出版学科边缘化、研究方向分散化的被动局面，构筑学科、学术、学生一体的发展格局，提升出版学学科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厚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系统研究，固本培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和发展研究，就是理论思维的起点。

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

马克思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革命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个人的品格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特征。马克思24岁就担任《莱茵报》主编，恩格斯18岁便开始为报刊撰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著书立说、创办和运用报刊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革命斗争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实践。他们在对出版事业客观规律一般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出版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出版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出版的政治功能、本质、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自由、传播功能、编辑原则、印刷作用、出版物经营、版权等一系列思想观点中。

2.1关于出版的政治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一向重视出版的政治功能，亲自参与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把党报党刊看作是“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阵地”[5]，看作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马克思认为，报刊是一种居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媒介，“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而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12]179。“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12]329马克思注意到报刊的各种政治倾向以及官方的和民营的、政党的和商业的等性质上的差异。但报刊在社会中的整体作用不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的社会化性质所决定的。^[13]8

2.2关于出版的本质

出版的本质即“为谁出版”，这是出版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1842—1843年）提出了“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概念，并且对人民报刊的内容和实质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民报刊思想”。在《〈新莱茵报〉审判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两篇文章中，他提到“报刊是人民的喉舌、运动的喉舌”，指出：“报刊按照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4]马克思强调，人民报刊的实质就在于体现“人民精神”，表达“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并且生活在人民当中。他指出：“报纸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5]人民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它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它表达社会舆论，而不是歪曲社会舆论。他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纸赖以生存的条件。”^[16]3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出版人民性的最初阐述。

2.3关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

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具有价值导向、行动导向和群众导向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和行动支配力。出版工作处在意识形态的最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作用，并不限于纯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包括出版在内的诸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是高度重视的，这种重视几乎贯穿他们的整个研究和对出版活动的认识中。他们通过考察报刊揭示了当时欧洲主流社会的意识——新教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指出：报刊，特别是政治性报刊，总要或强或弱地传播自己的观点，把影响舆论作为自己的目的。^[13]1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提出了“出版物是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思想，他指出：“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出版物的革命。”“假如比利时出版物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出版物；同样，假如比利时的革命不同时是出版物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17]他在这里所说的“出版物的革命”具有价值导向和行动导向性质，揭示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警示马克思主义者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对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主要观点。出版物反映和传播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社会政治稳定和文化安全。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

2.4关于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思想蕴含着人民拥有通过出版表达自己思想的话语权利，拥有通过阅读满足精神需求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真正的出版自由应当是人民群众普遍享有的出版自由，基于出版自由的阅读应该具有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美英国家，出版自由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18]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出版自由又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特权，马克思指出：“在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独享的特权。”^[19]恩格斯也指出：“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20]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此通过斗争获得真正的出版自由，是普通民众满足精神需求的权利。

2.5关于出版的传播功能

马克思重视出版的传播功能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二是迅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马克思认为，报刊是现代社会中的第一种可以超越地域、种族的广泛的传播媒介；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具有中介作用；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出版自由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报纸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是一种现实的或时代精神的交往媒介，是表达时代的社会征兆。他说：“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1858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180种，可是还有109种新报纸宣布将于1859年出版。”^[21]

2.6关于出版的编辑原则

编辑活动在出版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受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制约，由此对整个社会文化成果的创造、积累与传播产生深远影响。^[2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并严格按照按党的精神开展编辑工作，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因此，“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23]，而这个政治性机关报必须是一个能够代表党的纲领，高举着党的旗帜前进的报纸。为了保证党报党刊不偏离党的纲领和方向，他们特别注意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要警惕少数带着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青年派”人物混入党报党刊编辑部，防止他们“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24]

2.7关于印刷的地位和作用

出版的大众化离不开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以印刷术的发明为先导。印刷术的发明在出版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一次次革命运动借助它得以广泛宣传，打破了中古时代极少数人对信息传播的垄断，加速了中世纪的崩溃。印刷术第一次为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提供了契机。印刷使出版物成为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是最富的人文精神之所。^[25]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30多次论及约翰·古登堡的印刷机及印刷术的诞生对现代精神交往的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称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他把印刷术发明的革命意义高度概况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6]恩格斯把印刷术的发明视为欧洲科学复兴的四个条件之一。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了出版物的工业化生产，带来了文化的普及。恩格斯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了劳动分工了。”^[27]可见，印刷术的发明和其革命意义，就在于它使出版物成为工人的政治和生活需要，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有知识、有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新技术的劳动者提供了基本条件。

2.8关于出版物经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首先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同时用政治上的成功使报刊在经营上有所收获。1850年，他们就新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而写道：“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27]他们关于报刊经营的论述主要包括：一是要有必要的周转资金。《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简称《新莱茵报》）创办时为筹集资金和经营报纸，成立了“新莱茵报公司”，公司章程设有专门条款保障报纸周转资金。二是要扩大发行量，重视广告效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定的发行量和广告是报刊在创办后发展自身的物质保障。三是选择可靠的报刊发行人（经理）。马克思创办和领导报刊时，十分重视选择经营上的合作者，把与可靠、能干的报纸发行人（经理）合作，看作报刊正常运转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四是要及时采用新技术。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时，非常注重不断改进报纸的技术状况。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拿出自己的钱购买了新式印刷机。当时《新莱茵报》的传单这样写道：“本报由于资金大量增加，将扩大篇幅出版，并且因为我们最近准备采用新型的快速印刷机来印制，本报会比以往更准时地分送给订户。”^[28]恩格斯把报刊设备更新看作是一种革命因素。1891年他写道：“如果德国的企业主们不是蠢驴，他们现在就会采用排字机，纽约和这里（指伦敦）的各大报社都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机器了。”^[29]

2.9关于版权

版权是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伴随着印刷技术文明的诞生而出现。印刷术使书稿的工业复制、出版物的大众化传播成为可能。这种工业复制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正是在这种通过复制使内容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版权逐步从出版惯例转变为版权。马克思具有较强的版权意识。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民主周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不经作者和原杂志的同意，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埃卡留斯的文章《伦敦的缝纫机》。就此，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转载埃卡留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伦敦的缝纫机》一文，既不征求埃卡留斯的意见，也不注明原载《评论》……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威廉发表文章时把它说成是专门为他写的，而不是转载自《评论》的。”^[30] 1886年，《伯尔尼公约》签订后，版权成为一项国际性精神交往的法律。恩格斯依据这一公约的精神而维护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利。即使是党内的宣传、出版工作，他也要求以尊重版权为前提。^[13]28 1894年，俄国社会主义者克里切夫斯基擅自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恩格斯得知后写了一封信给他，抗议他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他写道：“那些文章，根据伯尔尼协定，版权都归我所有……据我所知，党内的习惯一直是：即使涉及不属于伯尔尼协定规定的作品的翻译，也要征得作者的许可，借以维护对作者的尊重……您无视这一规定，因此我郑重地抗议您的做法并保留自己的一切权利。”^[31]

3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创造性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终极真理，而是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32]103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和出版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出版有关，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40多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办无产阶级党报为党建、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实践，通过对自己丰富的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注入了新的内容，将其推进到新的阶段。^[16]8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确立创办报刊的指导思想

列宁集中阐述了党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创造性地提出和成功实践了通过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重新组建党的设想。列宁在为《火星报》写的题为《从何着手？》的社论中，提出了“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思想，他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33]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34]

3.2系统论述出版物的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出版工作的根本原则。列宁对于党性和党性原则的论述是与出版物、与写作事业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出版事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1903年9月，列宁第一次将“党性”的概念与党报党刊工作联系起来。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35] 在《新生活报》刊登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作为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列宁明确提出衡量“党性”的四条标准，即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和各国无产阶级联盟的全部经验（组织经验）。符合这些的言行是具有党性的，不符合这些的言行是违背党性的。^[13]35其次，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他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6]93“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36]93，而 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36]97。列宁关于出版事业党性原则的系统、完整论述，为后来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在出版事业中坚持党性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所做的重大发展和贡献之一。

3.3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在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上立场坚定，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他在《怎么办？》中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7]70这个被后来一切共产党人奉为经典的著名论断，来凸显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7]71 列宁的创新发展表现在：一是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32]96在此列宁明确将宗教排除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论域之外，声明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真理”与“绝对自然”的反映，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列宁高度重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问题的解答能力，认为“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38]，强调“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39]。这实际上为出版工作如何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指明了方向。二是以“灌输论”强调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定不是、也不可能会自发产生，而是一定要在真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来。他进一步指出，要真正使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就必须去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40]列宁的“灌输论”告诉我们，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抓好出版战线党的建设，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出版工作全过程，毫不动摇坚持党管出版，在出版领域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3.4阐明了出版自由的阶级性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自由观点的观点。他在论述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关于两种出版自由，列宁在《怎么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发表于十月革命前夕）、《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和《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发表于十月革命后）等文献中有详细的阐述。他对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认识是：“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41]47-51他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认识是：“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41]230列宁认为，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42]，在阶级社会中，出版自由总是成为一定阶级“手中的武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以巨额金钱为基础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一种垄断性的行业自由，“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43]。因此，“不进行有群众参与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准备。”^[44]他明确提出，不能把出版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应采用一般阶级分析和评价的方法来认识出版自由。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为我们从阶级实质上来认识和把握出版自由指明了方向，成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重要内容。

3.5论述了苏维埃报刊的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年轻的苏维埃急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列宁认为报刊的作用需要改变，在导向上应“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把生产宣传放在第一位。列宁要求报刊把工作重点从为政治、军事斗争服务转向报道经济建设，认真搜集、周密审核、仔细研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事实，要集中大量篇幅对经济领域进行报道，宣传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策，介绍各地和各个行业经济建设中的实际经验，推广具有普遍意义的生产技术，对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列宁在他起草的《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中写道：“指导性的报纸，首先是《消息报》和《真理报》，应当做到：（一）减少政治方面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二）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它们在全部工作中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三）尽量在全国范围内经常性地进行生产宣传工作，制定多种措施来开展和改进生产宣传，特别是检查它确确实实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45]而对于生产性报纸的内容和阅读层次也做了规定。他写道：“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绝不能庸俗化。不能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而要不断地—十分谨慎地、逐步地—提高这部分读者的水平。不多的篇幅，大约不超过1/4用于政治。主要的篇幅应当用于如下问题：统一的经济计划、劳动战线情况、生产宣传、训练工农参加管理、检查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各项法令和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广泛地和定期地同做群众工作的读者交换意见。”^[45] 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观点，对于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出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3.6论证了报刊广告的价值

列宁在充分论证报刊广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广告思想。他认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半年多内，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之所以能够巩固国内主流媒体的地位，是因为拥有最大量的广告资源。而当时的社会主义报刊没有意识到拥有大量广告的重要性。为此，应由国家立法出版机关报，吸引广告客户乃至总体上控制广告，实现广告的国家垄断，可以依此剥夺反革命报刊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此列宁设想了革命成功后的广告政策：“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41]229

4结语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媒介权利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权利的有机构成。可以说，掌握了出版，就意味着拥有了话语权利。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奠基和列宁继承发展之后，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理论指南。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6]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方法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始至终贯穿着问题意识，致力于提出问题并寻求科学答案。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绝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它也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实践旨趣，即自觉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脱离了人民就脱离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历史阶段性。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体现时代精神，是其创立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出版观，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大众传播为依据的当代传播观 ^[47]，而是有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48]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种实践，是一种运动。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就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出版实践，在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观点及思想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进程，总结历史经验和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认识其科学性和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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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涉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 的研究，对此作者拟作为专题另文分析和阐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ZVE8M7c8pGxq-gNO1P4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