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出版学放置在历史与科技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从本体论、价值论、学科发展规律层面探讨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学界应围绕“知识”演进、“知识”生成机制和发展“知识”方式的变化来锚定学科支点和价值基点。新兴传播技术正深度介入知识的收集、生产、把关、筛选与传播，知识获得了永不竭尽的生产动能，成为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基于此，出版学应成为社会文化的“元研究”，学科价值更应体现在知识价值的挖掘这一高级阶段。同时，学科独立分化、更新升级、交叉融合的一般性发展规律指引着出版学学科发展；出版学框架明晰、坚实丰硕的学科发展成果已筑牢学科体系构建的扎实基桩，指明新时代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

出版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实践活动，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我国作为出版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从甲骨文、简牍丝帛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再到机械印刷、新媒介环境下的数字出版，在这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中国数千年的璀璨文明和出版业的发展与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出版学”在中国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由杨家骆所编的《图书年鉴》中。但一直到1980年代，出版学才作为学科建设提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日程。经过40年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年轻而古老的出版学为我国的出版工作培育了大量人才。根据最新统计，全国共有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67个（含新增备案），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22个（含新增备案），每年培养近5000名出版专业的本科生。[1-2]一直以来，我国出版学界一大批权威人士对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别从出版学研究对象、学科范式、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建设、学科地位、学科研究对象、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国家政策等方面加以阐述和论证，彰显了出版人和学人的热切心声，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石和学科的学理价值。[3-11]

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不仅仅是解释、涵盖和沉淀中国源远流长的出版历史与文化经验，是对印刷工业文明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总结、继承、完善与发展；更是回应、包容和承接当下以及未来的数字化、智能化传播生态。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塑了出版的形态和方式，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时代。从“铅与火”到“数与网”的时代变迁下，出版的服务对象、实践模式和理论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出版学体系框架已经很难对新时代语境下出版活动及其运行方式、运行规律等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都成为构建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提高学科格局与内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改变和颠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和出版产业链各个要素，出版学之“学”的核心不断注入技术元素，知识边界不断迭代、更新与重组，客观上拓宽了学科视野。这些都带来了出版学研究支点与核心理论的多重转向，使得反思和重构新时代语境下出版学科的理论逻辑、结构范式和学科体系，显得必要且迫切。

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更要探讨的是这门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与可行性，即如何以深入、系统、科学的视角，以研究驱动、实践导向来确立学科范式与核心框架，构建学科体系；如何在深入研究中展现学术价值，凝聚学科认同。本文首先基于本体论、价值论、学科发展规律层面来深度挖掘学科的理论地基，在底层逻辑上打通其所拥有的深层脉络，继而探讨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希望对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有所贡献。

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

一个学科的发展应当找到学科立足的核心概念，继而延伸并发展完善知识体系，并不断明晰学科价值。因此，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首要问题便是核心概念的厘清与凝练。

本体论层面：锚定学科支点

从知识的收集、挖掘、生产、整理、把关和传播的视角出发，生产“验证为真”的知识是出版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本质特征。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社会，人类的知识体系一直在变；知识的本质和生成机制、知识的形态、传播形式和载体呈现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而以知识的社会性生产与传播作为研究核心的出版学科，则在经受知识革命的涤荡。因此，站在历史与技术深度交融的当下，我们需要基于“知识”演进的重新认知来重构出版学研究支点。

从历史脉络出发，印刷出版时代到来以前，知识属于少数人的生产。计算机与互联网发展下的数字出版则带来了大众化生产、无数的作者、无穷的文字和数不尽的评论与链接，这一繁荣图景使知识的边界和确定性不断模糊、重构。知识的演进革命从此揭开序幕。[12]

尤其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到来后，书籍并不完全表达知识的本质。数字化的知识并不仅仅是书籍知识的数码化。书籍、报刊作为知识的表达不尽完善，且很难呈现知识的内在性。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不再适用，知识的生成机制和传播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物联网、云计算、认知科学、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从机器智能、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进化，认知推理能力不断提升。数据，作为构成信息和知识的原始材料和基础，一刻不停被生产、收集、聚类和分析。在数据挖掘、语义理解的革命性突破所引发的时代变迁下，发展知识的方式日新月异，知识的演进驶入了快车道。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数据作为一种客体存在，正随着文明的发展、算法、算力的驱动而不断扩大和变化。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金字塔层次体系（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DIKW）来看，原始观察及量度获得了数据，分析数据间的关系获得了信息，将数据和信息抽象化、系统化提炼后产生了知识。然而，随着物联网、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理解等技术快速发展，数据自生成、自组织的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三维度都呈现裂变式增长，成为可以计算、组织的文本；人类逐步进入挖掘数据价值的高级阶段，知识获得了永不竭尽的生产动能，社会也将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第二，数据的组织阶段、信息的创造阶段、知识的发现阶段都将进入人机协同的状态。人类生活将数据化，数据通过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变成信息；人工智能强大的知识挖掘能够将大量的非结构信息构建成本体知识库，同时将知识标签化后快速整理创造联系，不间断自生成和修正知识网络。即：从知识网络的构建、知识间可见与不可见关系的呈现、新知识的自主形成、知识的解释与评价、知识库更新，进而形成一系列知识成果，并将重组后的知识交付给用户。[13]例如，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在2019年出版了第一本由机器学习自动生成的化学类学术书籍《锂离子电池：机器自生成的当前研究摘要》(Lithium-Ion Batteries: A Machine-Generated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14]这种以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带来新知识的自主形成和规模化使用、自主验证的出版人工智能系统迫使我们去思考“人类发展知识的方式到底会如何变化”，这将是出版学必须要面对的议题。

第三，知识的网络化和社会性特征不容忽视。数字传播“为创造知识找到了一个新形态：一个网络，而非一个金字塔”，而知识没有边界就意味着没有形状，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出版时期以书籍这一物理载体容量所规定的知识的终极性和确定性。[15]同时，知识一直是社会性的。传统出版模式中的将专业知识集于极少数专家手中的知识系统受到冲击，互联网的参与、平等与共享的本质精神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提供知识资源。

第四，知识的传播也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而是网络化的过程。知识将不再受纸张等物质性媒介的束缚，并以富有链接、不断调整的方式得以体现、沟通和保存，被不断地社会性多元化构建。知识将不再以单一的形式简单、有序地保存下去。

因此，围绕“知识”的演进、知识的生成机制和发展“知识”方式的变化应该是出版学研究的核心支点。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新时代语境下，出版学科如何找到并建立学科自身与人类文明的新型连接方式？如何理解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视域下学科所面临的，并迫切需要作出的应对和改变？从这一点来说，出版学的研究工作可以夯实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底座，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完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显著。

价值论层面：凸显“元研究”内涵

纵观全球，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出版学界和业界应当敏锐地觉察和把握这一重大机遇，迎接这一范式的变化，推动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彰显学科重大价值。

知识演进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提出，人类知识的演进进入到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和信息产业时代，以算法为基础的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科学，知识全球化、民主化、共享化是该时期最重要的特征。[16]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知识已经成为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并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因此，作为一门致力于创造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知识共享形式的学科，出版学学科价值将发生巨大变化。如果认同“出版物作为知识产品”这一认知的界定，出版学应该成为社会文化的“元研究”，学科的边界、外延和内涵不断被扩大，学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愈发重大。

第一，智能时代下的出版学研究核心应是知识生产、组织、传播、再生产这一无限循环的逻辑。即，当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设施，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如何更简单快捷；如何在数据的海洋中生产新知识；其学理性的规律和原理是什么——这些都使得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出版学学科研究的价值内涵与意义重大。

第二，这一新知识生产范式和概念重构为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提供学理性支撑。只有积极提升出版学学科建设，探索出版学学科规律，才能回应当下数字传播时代的种种问题，开启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传播的新模式。出版学科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知识的自生成等挖掘价值的高级阶段，体现在不断夯实信息基础设施的底层架构。

第三，如果认同了出版学的知识论基础这一逻辑，依托出版的知识生产、把关、验真与传播将从不透明的、单向的、终极性的、确定性的迈向开放性、动态性和网络化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人类知识传播的必然逻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泛出版”概念或范畴不断经历结构性完善，出版内涵和外延、研究框架需要进一步重新审视。

因此，将出版学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与科技交融的背景中，是思考学科在数字时代意义与价值的一种新思路。信息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情境、理论路径的变化都使得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成为必然和必需。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技术驱动社会演进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这一技术驱动的时代背景下，跳出行业视角，我们需要以更宏阔的尺度考察出版学的未来发展，既往的思维惯性亟待反思。如果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层级突破了现有的格局，出版的价值就将获得新一轮的重构，使得学科在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下，获得传承、发展与改革。

学科发展规律层面：独立分化交叉融合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必然要经历探索、萌芽、发展、深思的漫长阶段。近代以来，学科分化曾是学科发展的主流，即，经过制度化构建的学科随着知识内容与结构的分化和重组而突破既有框架体系，由一门母学科通过知识体系构建而分化出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具有新质的子学科，继而推动新学科生成。[17]本部分将从学科演进发展一般性规律考察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

一方面，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发展史上的演进，都经历着“整合—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循环。[18]一门学科从学科门类发展到一级学科再分化出二级学科，是知识不断精细化、具体化，方向不断拓展的过程。这一整体科学发展演进的特征或规律在具体的学科发展演进过程中有所体现。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物理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集经典力学、电磁学、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多重领域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化学也随着母学科的独立和分化最终形成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等若干细分学科。

同时，工业社会以来，大学积极介入社会生产、对接多元需求，深耕专业化知识，学科方向和专业分工愈加繁复精细。当学科发展逐渐形成了稳固和系统化的学科体系与发展方向时，则具有分化的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学科“孵化”出来，建立起学科内的逻辑框架，“宣告”独立而“自立门户”。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出版学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但同样具有学科发展所普遍共有的属性与特征，自然也应该遵循整体学科发展所普遍遵循的演进规律。

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问题日趋繁杂多变，社会学科界线开始逐渐模糊。原来产生于各个学科领域之内的知识越来越无法满足全面、深入认识社会，客观、合理解释社会现象，科学、准确预测社会发展的需要。单一的学科理论和方法难以应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于是学科细分、学科升级、学科交叉和融合越来越普遍。[19]

最后，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学科分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出版也不例外。经过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衍生新的学科是世界范围内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学科交叉融合不仅提高现有学科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可以衍生出更多新的学科生长点，进一步推动学科更新升级，更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2019年我国启动“新文科”建设，旨在鼓励融入新科技的概念和方法，促使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从本质上来说，“新文科”建设是一种学科发展的思维和方法，鼓励创新学科结构体系和学术研究范式。出版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型学科，其学科发展历来强调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与“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高度契合。在这种既高度分化又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下成长起来的出版学，拥有自身鲜明的学科特性。

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可行性论证

对比参照学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出版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出版学已具备构建独立学科体系的必要条件和前期积累。从历史维度来看，波澜壮阔的学科发展历程为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筑牢了扎实基桩。

框架明晰，成果丰硕：学科体系构建的扎实基桩

出版学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人类开展出版教育和出版研究活动的历史却是源远流长。一直以来，国内外出版学学者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拓展研究范式、打造国际学术共同体、引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文化传承、知识传播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第一，出版学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较为成熟。众多国内外学者多年来精耕细作，形成了出版学与传统学科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学科定位，确立了有别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核心概念、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近年来，出版学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学界对出版学属性的认识日渐深刻，业已形成诸多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优秀成果。

同时，出版学具有相对独立和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既往研究显示，出版学的吸收学科与扩散学科清晰，已形成开放包容的出版学科生态系统和相对稳定、可持续的研究热点。[20]这些研究热点包括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出版产业、编辑工作、版权运营等，并初成体系。出版学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长期的产业实践也对学科理论研究起到良好的方向引领作用。

第二，学科意识与自觉性日渐增强。学科意识是学科产生和发展完善的主要动力。经过了起步期、发展期、扩张期，出版学逐渐进入学科自觉性和学科意识不断加强的阶段，已经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学研究沿着多元化路径展开：一是出版理论与实践路径，如出版基础理论、出版应用理论等；二是出版业务流程路径，如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三是出版的营销、管理路径，如产业发展、渠道、体制机制等，这些已为出版学科构建提供深厚积淀。

学科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同时意味着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立与壮大。在此过程中，一代代出版学的学者们围绕出版和出版学科的认识、研究内容、基本范畴、学科界定、应用领域、逻辑体系等进行诸多论证思考、合理定位，在学科内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研究规范，推进学科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使学科发展具有更强的内在自觉力。

第三，出版学学科教育和学科基础已成体系和规模。我国出版学的本科与专科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12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的基础上独立创设北京印刷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出版印刷人才的高等院校。1998年，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发行学专业合并称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并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我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多所高等院校自2012 年陆续开设数字出版相关专业，以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多元化出版人才，推动出版业与新兴技术的纵深融合。根据最新统计，全国共有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67个（含新增备案），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22个（含新增备案），28所高校开设出版硕士专业，10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开设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年招收本科生近5000名、硕士研究生规模超过2000名、博士生60人左右。[21-22]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出版学科高等教育中各层次人才培养有效衔接贯通，人才培养机制已系统化、长期化、稳定化；学科建设不断实践探索，学科影响持续扩大。

观照海外国家出版学建设现状，美、英、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都通过学科规制确立了出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并获得学科认同。[23]国外有13个国家的76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本科教育课程，19个国家的111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12个国家的50所高校开设了出版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24]这些都为我国统筹规划出版学学科体系、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四，学科外部的社会建制和行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日趋成熟。各类专门的研究机构、学会组织具有一定规模，推动着学科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同时，出版产业发展不断提速、多元延伸，这些都为出版学学科体系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

几十年来，产学研各界人士坚持推进出版学学科建设，成立了多类别社会学术团体和科研学术平台，例如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版权协会、韬奋基金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等。同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利用资源优势投身出版理论研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1—2022）目录中有《中国出版》《编辑之友》《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等共9本出版类专业核心期刊，这些出版学的学术研究期刊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升学科发展水平，引领学术话题。出版学已经拥有一批学术造诣高、学术视野开阔、创新精神和意识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或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对于学术研究队伍的培养、学科领域的开辟、学术共同体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发展来看，2019 年，全国共有24万家新闻出版单位，362.4万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全年共出版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450.70 亿册（份、盒、张）。出版新业态高速增长，出版传媒集团整体规模进一步壮大，前景可观。[25]这些相对成熟的学科外部的社会建制和行业发展趋势都为出版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版学历来吸收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从新闻传播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图书馆与情报档案学等学科借用理论，近年来更从如计算机、认知科学等去汲取养分形成学科体系。因此，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研究者们需要具有跨学科自觉沟通和通融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能力；同时学科的核心话语范围因自觉地追随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转型深化而不断变化。

回应时代，面向未来：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出版学学科建制日趋完善，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出版学科知识体系日渐完备。众多学界同仁筚路蓝缕，搭建出版学学科体系大厦的基石，对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都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任何学科的构建都应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出版学学科体系亦如此。在新一轮技术浪潮和产业变革中，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虚拟技术、大数据等大量新兴技术领域兴起，面对这种颠覆性的科技进步，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必须不断完善、自我更新、动态调整，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借助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交叉与深入应用，解答社会系统发展趋势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因此，一方面，学科体系构建，不仅要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更要紧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紧跟科技和产业新进展，创新学科体系、学科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学科体系、专业设置要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媒介生态和市场环境，避免出现学界滞后于业界抑或相互脱节的情况。基于此，新时代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应在以下四个方向进一步强化，以夯实学科发展基石。

一是出版理论、历史与文化，这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前提和重要保障。实践千变万化，而理论之树常青。首先，基础理论牢固，学科发展才能久远，学科生命力才能愈加旺盛。当前全球出版正处于技术更替、日新月异的巨变之中，过往的出版学理论不能及时归纳和解释出版领域的具体实践，知识的认知方式、知识的评估标准、知识的验证方式等研究领域都亟须创新形成自主性理论。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传统的出版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出版人工智能、VR出版、语义出版等新出版形式已超出传统出版理论能解释的范畴。因此，应在理论自觉的驱动下，推动出版学科体系构建的创新。其次是出版的史论研究。历史阐释缘由与规律，以史出论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如果不明了学术史就无法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谱系。再次，出版的文化研究，即要将研究视角放在知识生产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以及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互动上，解释人类如何创造知识、生产价值。

二是出版实务与实践。主要研究出版物选题、组稿、写作、审核、加工整理及美术设计等编辑活动的属性、特征、要求与规律。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媒介融合大环境下，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不断更新和变化，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一方面，知识产品的开发与呈现，以及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管理三者的交融，这些学理性研究都应成为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点；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改变和颠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出版流程的智能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迫切需要对出版实务和实践的革新深入研究。

三是出版技术，包括技术原理研究、技术应用研究、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等。新技术为出版学发展带来新的内涵，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一方面，出版学技术研究需要加强技术原理和应用研究，充分吸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生产与传播技术，研究出版与新技术的嵌入逻辑和深度融合机理。另一方面，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则侧重于理解出版技术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方式以及技术诞生、发展和应用的具体历史语境等。因此，学科体系构建中不能忽略技术研究的方向。

四是出版经济与管理，主要包括出版经营管理、版权运营、体制机制等具体研究。一方面，数据驱动下，发行传播、营销推广的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区块链技术在版权管理、价值开发上重构产业逻辑，这一颠覆性变革都应成为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不能忽视的时代变迁。另一方面，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指标。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传媒产业、数字经济产业的汇合点，应着力探索新兴业态下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议题。

2021年，是十年一度的学科目录调整年，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不仅将学科建设重新锚定在更具高度、更明确的价值需求之上，更是遵循学科发展的自然逻辑，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潮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不仅需要我们通过学科逻辑起点明确“来时的路”，更要回应时代诉求，探索概念体系，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拓宽出版学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形成出版学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内容体系，全面推进学科建设，在新的境界和格局上实现学科自信。

提炼学科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学界和业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为指导，[26]加强新时代语境下出版学研究的本土创新，凝练出版实践经验，总结出版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原则，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出版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发挥学科建设在响应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的作用。

参考文献：

[1][21]张志强，杨阳.时代之需: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出版，2020(4)

[2][22]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EO/B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103/t20210301_516076.html

[3]柳斌杰.发展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出版业[J].中国出版，2018(19)

[4]聂震宁.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五个理由[J].现代出版，2020(3)

[5]郝振省.关于把出版学设置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21(1)

[6]王关义，万安伦，宋嘉庚.新文科背景下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21(2)

[7]周蔚华，方卿，张志强，李频.出版学“三大体系”建设(笔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3)

[8]方卿.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J].中国出版，2020(6)

[9]万安伦，刘浩冰.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历史依据、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J].中国出版，2020(12)

[10]陈丹，宋嘉庚.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体系理论思考和现实期待——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分析[J].中国出版，2020(4)

[11]陈丹，康培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出版学学科升级的内在逻辑[J].出版广角，2020(16)

[12]耿相新.出版的边界[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

[13]罗学科，黄莹.出版人工智能:概念内涵、价值指向与实践路径[J].中国出版，2021(2)

[14] Springer Nature publishes its first machine-generated book [EO/BL]. https://www.springer.com/gp/about-springer/media/press-releases/corporate/springer-nature-machine-generated-book/16590126

[15]温伯格，胡泳，高美. 知识的边界[M]. 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6]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M].汪一凡，赵博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86-310

[17]田贤鹏.论学科内生发展逻辑:从知识生产演化到学科制度生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3)

[18]徐拥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分化与整合[J].档案时空，2019(12)

[19]罗教讲，张东驰.大数据时代的计算社会科学与学术话语体系重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2)

[20]陈丹，秦阳.坚守与开放:从近十年出版研究热点看出版学科方向及其未来发展[J].出版科学，2020，28(5)

[23]张志强，乔晓鹏.中外学科目录中出版学的设置与比较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20(8)

[24]张志强.为“出版学”成为一级学科鼓与呼［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6-01

[25]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EO/BL].http://www.nppa.gov.cn/nppa/upload/files/2020/11/a0fbd38dab39dd1f.pdf

[2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aDpPEWzNilSBGk1qdEi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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