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琛 ，历任北京新华印刷厂技术科长、副厂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主任，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印协理事长。他从事印刷工作四十多年。在印刷技术和生产管理上尽心竭力，在印刷教育工作中辛勤耕耘，诲人不倦，是我国印刷高等教育的奠基人物，综其一生，他为我国印刷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我国先进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她的女儿郑明玖、郑雪同重读郑德琛诗集有感，写下了对他的追忆。

我们的父亲郑德琛是印刷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从他1960年参与建设文化学院印刷系，到建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直到1978年起在瓜乡大兴从平地起建设北京印刷学院，无不倾注了他对祖国印刷教育事业深厚的爱。他把自己的学识，把发展印刷事业的急迫之心，把培养新中国印刷技术人才的渴望都倾注在学院的建设中。

上世纪70年代的郑德琛

在印刷学院开始建设的时期，我们只看到父亲拖着病弱之身，往返于市内和大兴校址之间，然而，我们并不清楚父亲对印刷事业的情感来源。

为了与印刷学院共同庆祝办学60周年，我们翻出父亲尘封多年的几十本笔记本和往来信件，发现1988年父亲将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撰写的诗集，重新整理抄录了一遍。这些诗句记录了父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和心情，以及他对于祖国、人民的热爱，记录了他从一个旧知识分子走向新中国建设者，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历程。在这本父亲称为《萍踪偶感》的诗集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父亲当年思亲、思乡、思念祖国的心情，感受到他在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时的欣喜，更多的是被他对祖国的爱心所感动。正是他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使得他在留学结束之时毅然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让他在参加祖国印刷技术建设、培养印刷人才的47年漫漫征途中，始终是竭尽全力，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本诗集清楚地勾勒出父亲的赤子之心。

父亲出生在江苏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幼年的教育使他熟知中国文化历史。在中学时代文学考试得过全市第一名，如果不是阴差阳错，他或许会从事中国文学工作，而不是化学或者印刷工艺。

忧国思亲游子泪，他年酬志立殊功

1937年日军侵华，父亲为了学业，不得不离开家乡，跟着学校迁到内地继续学习，他看到民不聊生的痛苦与铁蹄踏碎国土的悲哀。在《萍踪偶感》中，题为《抗日烽火》的第一首诗中他写道：

“1937年秋，倭寇侵华，余离南京西走，负笈他乡。

连年灾患生民苦，院校迁离学业疏；风雨金陵留不得，离家别父为功书。”

1938年，当时只有17岁的父亲远离家乡和亲人，就读于“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他怀着对国家生死存亡深深的忧虑写下这首《流亡铜仁》的诗词，以表达他忧国忧民、思念亲人的沉痛心情：

“倭骑西犯干戈急，起伏黔山鸟未惊，忧国思亲游子泪，欲凭辰水寄南京！”

1938年至1942年，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身居茅舍，他写下《春城抒怀》的诗篇，书此言志：

“翠湖春好滇池美，建国需才重理工；茅屋昏灯穷学子，他年酬志立殊功。”

看到国弱敌强，父亲认识到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努力学好本领。在“茅屋昏灯”下，他与钮经义、张滂、申葆诚、陈世駪、夏汝钧、闵嗣桂、钱任、王载纮等同学结为好友，这些同学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或者学术带头人，成为“他年酬志立殊功”的骨干力量。

艰辛磨砺不图官

1942年秋，父亲西南联大毕业以后，来到甘肃玉门油矿嘉峪关炼油厂工作。工作之余他登临关上，远望戈壁滩，偶得佳句《嘉峪远眺》：

“荒漠无垠浴日光，雪峰如壁映雄关；初展鹏程千里足，艰辛磨砺不图官。”

读到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位21岁的青年，在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豪迈地面对荒漠高声地宣布：此生不怕艰难困苦，不图高官享受，要在为大众服务中大展宏图。

由于当时西北卫生条件低下，父亲染上斑疹伤寒，而又没有特效药治疗。严重的疾病折磨使得父亲几乎支撑不下去，依靠着年轻的体质和顽强的意志，才得以战胜病魔。1944年秋，父亲在重庆柏溪中央大学分校化学系任教，因为远离故土，他作《嘉陵江畔》来表达自己思念亲人之情：

“七年离乱家书渺，白发亲人如梦稀；驻足嘉陵强自勉，几时团聚免栖栖。”

求知学艺惜晨曦

1945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乘船赴美学习印刷技术，途中经苏伊士运河，突发感慨埃及是世界上首先使用纸莎草的国家，而我国则为印刷术的发明者，但现在均属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埃及同属文明古国，仅仅依靠历史上的发明远远不能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只有掌握第一流的技术，才能重振中华，父亲有感而发，写下了《过苏伊士运河》一诗：

“狮身人面阅千年，万顷黄沙碧海边；重振文明需印刷，中埃应再着先鞭！”

1945年8月，在承载着赴美留学莘莘学子的海轮还没有到达美洲大陆时，在途径大西洋后将抵纽约港口时，父亲欣闻日寇投降，喜而写下《赴美途中闻捷》：

“八年抗日同盟固，捷报欣闻大海西；遥望自由神像处，求知学艺惜晨曦。”

当时父亲怀着朴素的爱国思想，决心充分利用在美的分分秒秒，多学知识，为更好报效祖国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

1946年父亲实习期满，而祖国内战又起，社会不安。父亲写道：

“同学中有留美不归者，余仍眷怀故土，书此自勉，决心归国。”

“学业初成志未酬，干戈重起黯神州；飘悠异国炎黄胄，故土难离应棹舟。”

1949年冬，父亲从上海调来北京新华印刷厂，他感到“所学有用武之地，深感所知尚浅”：

“文物京华久仰之，良禽飞跃择高枝；中华崛起民心喜，报国才疏愧寡知。”

父亲初调到北京，开始利用自己在印刷技术方面所学习的知识，发挥作用。而当时的领导也特别强调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特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特别聘请父亲担任人民监察通讯员，在新中国的火热建设事业中，父亲尽心尽力，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亲爱的祖国。

明灯马列指迷津

在父亲一个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精心抄录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他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而且是唯一的生产（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当年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曾与地下党有所接触，解放后学习马列，1956年被批准入党，他激动地写道：

“真理谈寻惭伫步，明灯马列指迷津；为民服务忘私我，奉献终身愿自今。”

1960年，正在北京市委党校中级班学习的父亲接到组织安排，到文化部所属的文化学院创办印刷系，这是他从美国归国后从印刷工业转到印刷教育的一次关键的身份转变。对于建立印刷系的初期工作，他写道：“我记得对拟定的教学计划提出修改意见，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组织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最好是多面手，既能上基础课又懂一些专业，可以指导学生科研和搞毕业设计。”他担任印刷概论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教学。早期的印刷高等教育是从办大专水平的夜大学、工人培训班等开始的。父亲没有将自己看成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作为学员的朋友出现在他们面前。面对来自工业第一线的学生，他全身心地投入教育这批中国第一个印刷专业的同学们，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用补课和同学互助等方法，使得这些入学前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学尽快提高学习能力。他写道：“印刷系1960届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员。他们思想健康，学习刻苦，热爱专业，拥护党中央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各项措施，纪律性强，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受到领导的表彰。”

父亲在1978年印刷系新生入学欢迎会上说：“同学们来到我们印刷系，开始了新的学年，向印刷科学技术的新高峰奋勇攀登。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巨大的劳动，但前途是宽广的。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千米富饶的土地，八亿多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革命的前辈曾经胜利地进行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我们会在科学技术的险阻面前畏缩不前吗？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摆脱不光彩的贫穷落后状态，为改变我国印刷技术的落后面貌，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现在回想父亲在三十年前的这段话，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父亲凭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祖国的深情，向莘莘学子们热情洋溢地发出号召，是多么有远见！

重振文明需印刷

在1945年赴美的轮船上，父亲就发出“重振文明需印刷”的豪言壮志。而提高我国印刷技术水平特别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1964年，我国的印刷技术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对于国际印刷界的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了解很少。在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安排下，父亲参加了中国印刷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的印刷专家一行六人，考察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冈、札幌、横滨等七个城市的印刷行业。在中日邦交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代表团成员及时了解到印刷技术的新发展。这次访问对于推动中国印刷行业的发展和调整高等印刷教育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6月，父亲率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和德国的印刷学校、印刷研究机构和印刷机制造厂，实地考察发达国家在印刷行业的教育、人员培训和设备研发的先进经验。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内，代表团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伦敦、曼彻斯特、达姆施达特、海德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等地，考察了伦敦印刷学院（LCP）、曼彻斯特技术学院、纽伦堡工艺专科学校、慕尼黑的德国印刷技术研究协会（Fogra）、斯图加特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 Stuttgart），以及海德堡印刷机械制造厂。每到一地，父亲都详细考察教育情况、设备情况、技术研发情况等，甚至包括每个单位的机器型号和主要技术指标，并且随时和国内相应的水准进行比较。针对国内印刷业当时技术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父亲特别注意德国中专、大专和技术短训班的教学方法和实习条件。这些内容都详细地记录在他一万多字的访问日记中，他为这次考察取名为“探索之旅”。在这份报告结尾，父亲写道：“英、德两国人情和建筑虽略有不同，但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包括掠夺殖民地），积累了大量财富，建成了一套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表面上看到人民彬彬有礼、生活富裕舒适，收入多，消费也大。但是由俭入奢易，反之则极难。所以许多人不愿做低薪又辛苦的体力劳动，竞争不过日本等后起之秀，以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失业人多，经济不易继续健康发展。我们祖国物资丰富、人民勤劳，只要控制住人口增长，踏踏实实地干上20年或者30年，是完全可以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应当特别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精神文明，防止腐朽的东西和颓废之流的消极作用。现在党中央提倡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时抓，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和科学理论，还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和教育经验。”他同时指出：“在注意效率、遵守时间、实行法治、文明礼貌方面，西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绿化山川、种花养草对美化环境和人民健康十分重要，我们现在非狠抓不可。”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父亲亲身体会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他总是通过一次次的出访，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和语言优势，不断了解对方的长处，并针对短处提出可行性建议。在这些笔记本上，留下父亲曾经接待的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瑞士、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印刷代表团，和与台湾、香港印刷界学术交流的踪迹。从他清秀的字句中，我们读出了父亲充分利用每一次交流的机会，细细地记录，感受到他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着适合中国印刷事业发展的道路。

当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各国都非常重视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了标准，从某种意义上就掌握了产业的龙头。我们在整理父亲的材料时，意外地发现，父亲曾经是我国第一个印刷术语标准的起草人。1987年前后，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下达任务，经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组织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共同组成印刷术语标准起草编制小组，组织起草《印刷技术术语基本术语》等9项国家标准，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为国家标准，并在《国家标准发布公告》中发布，自1989年5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一款《基本术语（Terms for printing technology-basic terms）》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郑德琛、汤仲杰。这个标准共12款35条，包括印刷、印刷科学、印刷技术、印刷工业、印刷工艺、制版、印刷材料等。父亲在1987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标印刷技术术语征求意见会议，计划明年上半年提出500条，第一批词条通过鉴定，基本术语由郑德琛负责……”这个编号为GB9851.1-9-88的标准是我国第一个《印刷技术术语》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从印前、印刷到印后涵盖了印刷技术的9个门类，共收入约527条名词术语，适用于印刷行业及相关行业编制标准、出版、教学、科研及国内外技术业务交流使用。1994年，全国印刷标准化委员会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印刷技术委员会（ISO-TC130）年会时将《印刷技术术语》国家标准提交ISO-TC130，标志着中国的印刷技术术语进入了ISO多语种术语库。这其中也包括父亲当年为此做出的贡献。

在中国科协1988年学术年会上，中国印协推荐时任常务理事的父亲，作了题为《印刷技术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学术报告。这是印刷界的科技人员第一次在中国科协举办的年会上作学术报告。

校园喜建绿甜乡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国家的印刷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1978年底国务院批准建立专门培养印刷技术高层次人才的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工艺系1979年11月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离出来，父亲重新投入新的创业历程。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却充满喜悦的心情，他写道：

“北京印刷学院建于大兴，规模初具，书此志慰。

昌明印刷汉唐间，宋版明雕满箧箱。锁国闭关空自大，革新开放遍城乡。科技兴邦新国策，文明需伴翰墨香；育才应作千年计，校园喜建绿甜乡。”

在父亲一本本发黄的笔记本中，详细记载着学院从招生、基建、聘任教师、到安排学生住宿、学生食堂、下厂实习等等，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印刷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每一步过程。

1989年11月3日，当父亲发表获得毕昇奖的感言时，他发自内心地说：“这次我荣幸地获得印刷界的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曾经做出什么突出贡献，而是党和国家重视教育工作，鼓励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树立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印刷事业的高尚理想。”

这段话正是父亲多年来心声的真实写照。

合上这些曾经尘封了的诗集和笔记，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我们仿佛看到一位从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中走出的新中国建设者，一位新中国第一代印刷教育家，一位将自己毕生献给祖国建设的爱国主义者，正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了祖国的印刷事业，耕耘着，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