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拔与举荐，主体所处的方位不同。提拔者在上，是从上面把对象提拔上去的；举荐者在下，其举荐之对象能不能用，还得由上面去定——举荐只是提拔的一个环节。

    举荐贤能之才，被称为“荐贤”或“进贤”，举荐者首先得“贤”。孔子与子贡说“往之贤者”，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而不言“齐有管仲，郑有子产”，使子贡大惑不解。孔子反问子贡：是“进贤为贤”还是“用力为贤”。其实，管仲“为贤”，方能说鲍叔荐管仲为“进贤”。孔子的话，逻辑不够严密。但他更看重“进贤”者之“贤”，却是可取的。

    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即王子明，堪为有“进贤”之“贤”的楷模。宋史载，“旦凡所荐，皆人未尝知。旦没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云”。王旦从来不认为自己“提拔”了谁，从来不图所荐之人“报恩”，因而也从来不向别人透露自己“荐”了什么人，尽管他之所“荐”，几乎没有不被擢升的。此所谓“荐贤而不市恩”，与权相韩侂胄擅权之时结党营私，“宰执、侍从、台谏、藩阃，皆其门庑之人”，形成鲜明对比。

    如今选人用人，任何个人都只能说是举荐。只有在举荐或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考核公示以及领导集体的票决，方能“提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程序却往往被弱化或形同虚设，才遂有实质上的领导个人之“提拔”。难怪时而听到有人说，S是A提拔的，他是A的人；Y是B提拔的，他是B的人。“群众满意的，一定要继续留在群众之中；领导满意的，一定要立马提拔到领导岗位”，这种戏言，就是对这种“提拔”的辛辣批评。

    领导者个人之“举荐”有赖于举荐人的道德素质与慧眼识珠。举荐人的视野都有局限，道德素质也参差不齐，既可以是光明磊落的王子明，也可能是拉帮结派的韩侂胄。王子明荐贤“皆人未尝知”只为“不市恩”，韩侂胄亦可用“皆人（除了当事人）未尝知”搞“团团伙伙”，变“举荐”为“暗箱操作”，变“举荐”为“突击提拔”。为让“群众满意的”早日走上“领导岗位”，人们对人事问题上的公开与民主之期盼也就格外强烈。

    迷恋那种“提拔”的，还总想以“提拔”维持威严。即使不在其位，仍想还谋其政。倘若其不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往往脱口而出，说S是我提拔的，如今却忘恩负义；倘若其不正当作为受到抵制，更是满腹牢骚，说Y是我提拔的，现在反而恩将仇报。如此“大言”，当真不愧？

（摘自：《北京日报》201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