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我从党校结业，到位于翠微路2号的文化学院报到，黄洛峰院长和我谈了两三个小时，介绍了他对培养印刷技术人才的设想，归纳为六个字："平、凸、凹、排、印、装"。我则提出先办平印专业（后来分为照相制版和平版印刷两个专门化），中国凹印工厂太少，毕业生出路有困难，黄院长同意我的看法。
印刷工艺系成立以后，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由刘啟谦、李桂林等同志在现在的第二新华印刷厂厂址建立了实习工厂，逐步聘请了辛玉华、赵香明、蒋式澄、孙延鹏、李化题等各工种的老师傅。工厂不承接外活，主要供学生实习技术操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当时来系任教的教师有瞿泽礽、陈植昌、贾佩珩、邹信然、石怀恩等。1961年，谢普南、魏瑞玲、刘凤官从苏联回国，加强了教师队伍。我和魏志刚也都担任了印刷概论和印刷工艺方面的课程。由于不少同学入学时文化程度偏低，我们采取了补课措施，并提倡同学间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收到了明显效果。
正在印刷工艺系师生兢兢业业、团结一致，为办好中国第一个印刷工艺专业而努力的时候，遇到了3年经济困难。为了节省经费，相当一批大专院校合并或停办。文化学院带有干部培训性质，上级决定停办。黄洛峰院长认为印刷工艺属于缺门的工科专业，应当保留下来，并入相近的院校。为此，他联系了清华大学、轻工业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和天津工学院等单位，均未成功。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党委书记刘鸿达，副院长陈叔亮、张停等大力相助，他们说：工艺美院是应用美术的最高学府，由文化部与轻工部领导，印刷工艺系毕业生分配渠道畅通，现在先并入，将来国家经济好转，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印刷学院。由于中央工艺美院校舍紧张，文化部先拨款建了一个小楼，做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用，师生暂时还留在翠微路2号。黄院长还组织了由陆振声、杨庥和我3人组成的系领导班子，魏志刚任教研组长，印刷工艺系这一棵幼苗终于被保留了下来，黄洛峰同志做了一件对印刷业有益的大好事。
印刷工艺系党支部当时带有总支的性质，除建立教职工党支部外，还领导着学生支部（约17名学生党员）。印刷系60级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他们思想健康，学习刻苦，热爱专业，拥护党中央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各项措施，纪律性强，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多次受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党委的表扬。1962年，因工作需要，杨庥同志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正主任缺员）。
印刷工艺系在翠微路2号坚持了1年左右，由于食堂太小，难以管理和远离院部，不便参加全院政治活动等原因，于1961年底决定迁往光华路中央工艺美院，当时得到陶瓷系等单位的支持，使合并工作顺利完成。应当指出，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刘鸿达同志的领导下，艰苦朴素、服从上级的校风是很浓厚的，中央工艺美院的艺术气氛，对培养印刷系学生的文化素养也很有帮助。在中央工艺美院招收的印刷工艺系学生中，至今还有一部分在出版社美编岗位上工作，做出了贡献。
1961年和1962年，印刷工艺系没有招生，但办过一届大专水平的"夜大学"，学制5年，招生50名，"文革"后有10余人获得了毕业证书。1963年恢复招生20名，1964年招生16名，1965年招生35名。印刷工艺系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共招生4个本科班、1个"夜大学"大专班，有本科毕业生108人，现在他们大多数已成为印刷界的骨干。
印刷工艺系的教职工队伍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补充和加强，张士元、周保中、陈士文、林素兰、鄂罗滢、郭艾芳、陈赫等教师来系任教，使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为了加强专业课，还从院外聘请一些印刷专家开设讲座，60级班的毕业论文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真刀真枪，使同学们受到了锻炼，也得到了好评。
1965年，我和印刷工艺系大部分师生一起到江苏昆山县参加四清运动，完成后返回北京，已是"风雨欲来"，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了。经过"文革"初期的混乱以后，中央工艺美院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在1970年5月按原编制下放到河北获鹿县1594部队农场，直到1973年9月才重返北京，此前学生都已分配工作了。1974年到1976年，我与谢普南等同志则与北京市印刷二厂合办了一期工人大学班，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印刷工艺系又恢复招生。
(郑德琛原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