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学院
文化学院是1958年初开始筹建的，隶属于文化部。共有马列主义基础、文物博物、编辑出版和印刷工艺等系。1960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并在印刷系试办从印刷厂招收工作两年以上的工人本科班。1961年贯彻"八字方针"时，上级决定撤销文化学院。
我是1958年12月，文化部图书发行干校合并到文化学院后在文化学院工作的，分配在马列主义研究室，任党支部书记，教哲学课。当时学院正在筹办组建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同时举办各种学习班、研究班，为招收本科学生积累经验，培养师资和干部。印刷工艺系也办了厂长学习班。1960年，印刷工艺系试点班从工人中招了38名本科学生，有27名党员，10名是团员，1名群众。这个班单独成立了党支部，支委有李绍礼、宋福根、刘玉祥、廉洁、高永清5人，李绍礼任支部书记。这个班虽然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是初中，但是他们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学习的目的性明确，勤奋努力，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遵守纪律，参加各种劳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文化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都是模范班。只有极少数人跟班学习有困难，我们曾在假期请老师专门辅导他们。
1961年7月，上级决定撤销文化学院。在研究善后工作中，黄洛峰同志主持院党委会，决定按原建制保留印刷工艺系，以便将来有条件时建立印刷学院。同时也把我调到印刷工艺系，任第一教工党支部书记。此外，还有郑德琛、陆振声、魏志刚、尹文4人，共5名支委。要按原建制保留这个系，当时主要办两件事，一是找挂靠院校；二是准备独立设摊，既要解决全部课程的上课实习问题，又要解决吃饭生活问题。关于挂靠问题，由教务处长刘同井等先后到清华、轻工等院校进行联系，最后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接受，作为该院的一个系，加上美术基础素描课，学制仍为5年。但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校舍不够，印刷工艺系一时还搬不进来。为了解决房子问题，经双方主管部门商定，由文化部和轻工部各投资10万元，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楼东侧接出900平方米的房子，待建成后再搬进来。这样，我们自设摊子的任务就更重了，首先以李桂林、强四维等人组成了行政班子，建起了食堂，建立了财务制度，很快就自行开伙了，连原文化学院处理善后的同志也在我们这里用餐。直到10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接受，我们摘下文化学院的校徽，换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校徽。在这几个月的交接过程中，教职工思想稳定，教学活动照常进行，没有受到影响。
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2年8月，两部投资新建的校舍竣工。我们全系迁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独立设摊时的行政、财务、食堂也随之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撤销原建制，系本身担子减轻了些，就在这时，我被调到院党委办公室接李庆先主任的工作，进行党委工作总结，准备改选下届党委。印刷工艺系党支部书记由陆振声同志接任，其他支委没变。在此期间，补充了一些骨干教师，像周保中、张士元、陈士文、石爱之都是这一时期先后调进的，初步形成了能够胜任教学的一支教师队伍。196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系都准备招生，印刷工艺系属工科，参加全国统考。这一年我们招了21人，加上60级的38人共60多人，已超过美院的其他系的学生人数，再加上印刷工艺系的教工人数也比其他系多，因为除了政治理论和体育课外，都不能通用。有人反映:我们（美院）让印刷工艺系吃掉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改成印刷学院了。因此，在1964、1965年招生时把印刷工艺系的招生人数压到其他艺术系的招生数内，只准招15人。1963年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党委改选，我和郑德琛都成了党委委员，我还兼宣传部长和党办副主任。
1966年2月，学院调整了机构，成立了政治部、教务部和院务部，相应撤消了原有处室，我被调到教务部任主任。这时印刷工艺系有四届学生近百人，有30多名教工，师生员工近140人。"文革"开始，停止了招生，冲垮了一切教学活动。
1970年5月，我们开始下放到27军驻防的石家庄地区获鹿县。1973年春，我和陆振声、郑德琛又被结合，与部队同志一起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我被派出外调，核实原来群众组织的外调资料，落实干部政策。随后下放的几届学生一起毕业，在下边分配出去。我负责的是建筑系，陆、郑负责印刷工艺系。
1973年9月，轻工部派史敏之等3人到27军接管中央工艺美院，同时宣布轻工部任命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名单，共9人，其中印刷工艺系有我、陆振声、郑德琛、高永清和辛玉华5人，占一半以上。我和老陆又被任命为副组长，分别主管办事组和教务。同年9月28日，全院教工220人一起回到了北京。
1977年恢复招生。1977、1978年连续招了两届学生，共77名。同时筹建印刷实习工厂，约3000平方米。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领导班子改组，不同意在该院继续招生，筹建的印刷实习工厂也改建成图书馆。
三、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是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筹建的。1979年5月，史育才同志召集石夫、张指南、栾慧斌、郑德琛、陆振声和我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宣布北京印刷学院临时领导小组名单，石夫同志任组长。给我的任务是搞建院中的基本建设工作。但是由于没有接管印刷工艺系，中央工艺美院一个人也不放，所以郑、陆和我都没有到职。尽管我们没有多少事干，但也不能违背组织原则，中央工艺美院主要想把印刷工艺系交出去，最好是搬出去。1979年10月，我们经请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决定接收印刷工艺系。同中央工艺美院签定了交接协议。在二楼大教室开了个交接大会，我们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还派来副局长王子野同志在会上讲话，大意是感谢中央工艺美院给印刷工艺系创造了很好的教学环境，不仅培养了人才，还得到了发展。现在分家了，印刷学院是白手起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贫雇农，所以你们在分家的问题上就不要争了，互相谅解。
接管后，1979年11月初，我便到筹备组主持基建工作。当时的基建工作还没有立项，更没有确定建在什么地方。国家计委把计划任务书送交市建委征求意见（因为建在北京市），市建委半年没表态。我们到处找地方，北至昌平西沙屯，西至房山窦店，东至通县，南至大兴吴庄，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内和周边，结果全是无效劳动。后来我们便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起草报告，请示中央宣传部。
1980年5月，我们得到中宣部给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批复，同意建在北京卫星城，有王任重、谷牧（首都建设规划委员会主任）两位副总理签字。我们当即拿着复印件找市建委，打电话给规划处，他们从昌平、通县、大兴3个卫星城给我们划地方，要我们选择，最后我们选择了大兴黄村，即现在的校址。校址确定了，接着就是征地问题。征地当中要计算一年稻麦两熟的产量，地上各种设施和树林以及迁坟的补偿，最麻烦的还是带劳动力"农转非"并安排工作问题。我们共征用292亩地，要带200多名劳力。最后，在张百发副市长的关照下，我们在大年三十总算是把款付出去了。
我们在征地之前，就委托勘探大队进行了勘探，提供了地形图和勘探资料。同时已委托设计院进行了设计。所以1982年底我们征完了地，1983年秋就开了工。为了争取早日开工，地上3条一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一条广播线都是在征地前迁移出去的。但开工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感到我们最着急的还不是基建工作，最难的还是我们租房办学时期，即1980至1985年，5年间进行了5次大搬家。1980年我们开始招收本科生，当时主要考虑77级、78级的学生就快毕业了，再不招生在校学生就断线了，这对于师资的培养是很不利的，甚至影响现有师资队伍的稳定。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决定硬着头皮招生。当然，领导小组中也有少数同志不大同意招生。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找房子问题。我们当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中央工艺美院又不准我们在其院内招生，我们只好到处去找房子，这就是租房办学时期的开始。我们了解一些新建的中小学校有闲房，离我们最近的是光华路四小，楼房共有四层，他们自己只用了两层，也很愿意往外租，但需通过教育局，有教育局的条子他们才能办手续。我们找到教育局基建科，又通过主管局长给我们开了条子。据此我们同光华路四小办了租房手续，租下一层半。大概6月份我们院本部全部搬了过去，没想到过了几天区教育局又在这里住了区招生办，闹的几个局长相互矛盾，四小也为难，最后我们还是搬了出来，另找地方。这时已到了7月份，9月初新生到校，房子还没有着落。一天下午5点钟，美院袁志骢提供个线索，说184中学（在鼓楼南大街）有空余房子，石夫同志和我下班后冒着雨跑到184中，情况属实，结果谈的还不错，基本上谈成了。房子租下来了，还要改装一下，配备课桌椅、床等其他家具，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木材指标，也没有钢材指标，只好到河北省去买议价家具。当时余日晖、王振忠等人忙了一个暑假，总算可以接待新生了。
1980年9月7日开学，想举行开学典礼都找不到地方，最后是租用了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的。开学不久，北京市下了个文件，禁止中小学出租校舍。于是，西城区教育局责令184中让我们搬家。为此，我们曾找北京市高教局，国家教委基建司和市委教育办公室，最后答应：责成教育办公室主任刘振邦同志（原西城区教育局长）给西城区教育局打个招呼后，可以暂住。住是住下了，但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找大兴商量，因为我们已定点在黄村，租下县招待所南院，改装成教室和教辅用房，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改装完了，当时连食堂用具以及米、面、油、盐、酱、醋都准备好了，正准备搬家时，学生们请愿不来黄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益同志答应暂不来黄村，但184中又不能长期住下去，还得在城区找房子，找来找去找到南磨房乡大郊亭村新盖的办公楼，我们租了两层，还有后院三间平房作伙房，后院作临时操场。1981年又忙了一个暑假，我们进行了第三次大搬家，这次校本部也搬到了大郊亭。1982年我们继续招生，大郊亭放不下，又考虑到黄村问题。吸取上次教训，我们请教师们到黄村看看，也请一些学生来看看，又作了思想工作，1982年暑假比较顺利地又搬到了黄村县委招待所南院（现在的兴政街大兴区委办公楼对面），食宿问题均在7号楼解决（当时新建成的5层高3个单元门的居民楼，共45套房，地处已翻建的现黄村中里五号楼东半部）。这是第四次大搬家。在县委招待所南院比起184中、大郊亭来说那是安定多了，院本部全集中在这边也比较好管理，但是也有许多不便，距生活区较远，学生上课、上晚自习和到图书馆借书都要跑许多路。而且条件太简陋，所租平房是待拆的，人家说还不如小学水平，所以我们还是抓紧基建工程进度，争取早日搬到新校舍。1985年秋，食堂、第一栋宿舍楼竣工了，我们就搬进了新校址。历时5年多，进行了5次大搬家，从此结束了这种租房办学、颠沛流离的生活。说是大搬家，主要是指全院性的搬家。此外局部性搬家，如：单身教师从前三门宿舍搬到劲松宿舍，又从劲松搬到黄村，住在7号楼的家属搬到6号楼（地处现在兴丰大街西边的三中巷内），版本二库图书从丹江搬到西黄村民房，又从西黄村民房搬到新校址食堂，又从食堂搬到电子系教学楼，最后搬到新图书馆内等等不用说，我们干别的没经验，搬家的经验还是满丰富的。所有这些搬家，特别是5次大的搬家，都是我们师生员工自己干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来完成的。
(杨庥原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