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学院，可以看到她那美丽的校园，所有装修一新的建筑（包括中国印刷博物馆）。参观院史展览，可以了解到她现有的规模和水平。她已经成为中国高等印刷教育战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是历届院领导班子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院教职员工，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结果。回想当年，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成立北京印刷学院筹备处临时领导小组
197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首都建立北京印刷学院。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立即调石夫、张指南、栾慧斌三同志，后来又吸收长期主持高等印刷教育工作的郑德琛、陆振声、杨庥同志组成筹备处临时领导小组。石夫任组长，张指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存在时间只有两年多，但是，却做了几件大事，功不可没。
首先，完成了接收中央工艺美院印刷工艺系的工作。当时双方协议，中央工艺美院印刷工艺系的全部师生都转为北京印刷学院的师生，而且暂时不搬走，以后随着印院校址建设的进展，逐步搬走。但是，印院不能再在中央工艺美院校址招收新生。
紧接着是选校址。北京市在接到中宣部重申要在首都建立北京印刷学院的批件后，提出大兴黄村镇、通县、沙河三处可供选择。出版局副局长王益同志带领着筹建领导小组的同志亲自到这三个地方去看了一遍，认为大兴黄村较好，遂把校址定在了大兴，并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局的迅速安排，指定建院用地范围，划定了红线标志。
然后是招生。经国家教委、教育部批准，1980年暑期招生两个班（一个印刷工艺专业，一个印刷机械专业）共63人。学生报到，总要有教室、宿舍、食堂，才能上课。费了很大力气，才在中央工艺美院附近光华路第四小学租到了一部分房。时间不长，区里不同意，又租到184中一层楼。没多久，区里整顿中小学秩序，又要80级的同学们搬家，甚至断了伙食。使得分管80级学生工作的张指南同志不得不到街上去买饭回来，分给学生吃。几十个人的饭哪里能分得那么准确。最后饭菜不够了，只好教工们少吃。在184中办不下去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成员史育才同志又帮助在大郊亭大队办公楼租了一层半，搬到那里去上课。可以说，1980年是北京印刷学院艰苦创业的第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
二、正式建立院、系处室两级领导班子
1981年3月初，中宣部领导郝一民同志找我谈话。次日，史育才同志带着我到中央工艺美院与北京印刷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的同志见面。育才同志只说了王里接替石夫的工作，以后你们每周一上午开会，我来参加，别的什么也没说。我向石夫同志了解了前一段工作的情况，又与郑德琛同志谈话。我说："我不懂印刷技术，今后教学方面的事主要靠你。"他说："教学工作我担起来，有大事还要找你。"亲切坦诚，有如老友。当年6月，中宣部任命我为北京印刷学院临时党委书记、院长。1981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任命郑德琛、张指南、栾慧斌、杨庥为副院长，石夫任顾问。同时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又组成了北京印刷学院的临时党委。决定我任书记，郑德琛、张指南、栾慧斌、陆振声（暂留局工作）、杨庥、王杰、魏志刚同志为委员。石夫列席党委会议。我们讨论了分工：我抓全面，郑德琛负责教学，张指南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栾慧斌负责人事，杨庥负责基建。至此，北京印刷学院筹备处临时领导小组宣告结束。
系、处、室中层的领导干部，开始是暂时确定了9个处、室、系的临时负责人。他们是：院办公室徐光；人事处暂缺；总务处卞文光、魏大林；教务处李树新；基建办公室万铸、王振芳；印刷工艺系高永清（后调局）、杨庆堂；印刷机械系马遵平、黄亚声；印刷企业管理系魏志刚、余日晖；基础课部赵国良、周保中、张士元；实习工厂赵忠贵。1981年底、1982年初，从新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调进林培山、刘玉英同志，从新疆自治区委党校调进谷显峰、韩翠英同志。林培山任印刷机械系党支部书记（1986年后任纪委书记）。谷显峰任印刷技术系党支部书记（后调走）。
到1983年12月，文化部分党组研究同意北京印刷学院中层机构设置，并批准下列同志任职：李长灵任院长办公室主任，万铸任基建办公室主任，李树新任教务处处长，韩翠英任人事处处长，卞文光任总务处处长，赵国良任基础课部主任，魏瑞玲任印刷技术系主任，魏志刚任印刷企业管理系主任，印刷机械系由副主任黄亚声主持工作。同时成立了院党委办公室，由院党委委员王杰主持工作。当时的党务工作都由党委办公室承担，主要是办公室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还有纪检工作、统战工作，学生工作等。1984年9月调入张殿清任副主任，主管组织工作；不久又调入王吉岳任另一副主任，主管宣传工作。在这期间，还建立了院工会，由杨彭年主持工作；院团委，由康克强主持工作；马列主义教研室（处级），由李思源主持工作。这样，院系两级领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三、确定建院方案及基建设计施工规划
1981年度基建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确定建院方案和征地。
定规模，基建处早有准备，但在上报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上报的方案规模较大，而且校办实习工厂要有彩印设备。另一种意见是规模较小，而且实习工厂只要印刷书刊的设备。最后出版局党组成员仲秋元同志亲自出面，召集有关人员经过认真讨论，把"学生2000人，教职工800人，国家投资5000万元建成北京印刷学院"的方案定了下来。
征地工作开始并不顺利。直到1981年12月30日，我们到北京市房管局办理批准手续时不是很顺利，在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的支持下，才得到了批准手续。万铸同志立即乘车去大兴黄村与等在那里的杨庥同志一起去大兴县房管局。大兴县委、县政府十分支持，当下就达成协议，征地295亩（以后又补征十几亩），每亩6000元，而且不要学院安排农村劳动力。
1983年，基建工作进入设计、施工阶段。北京设计院承担了设计任务。国家建委一局二公司承担了施工任务。此时，文化部还把印协秘书长陆振声同志调回学院任副院长，与张指南同志合力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总之，各项工作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工作也走上了正轨。
教学工作很正规，教学力量也不弱，院级领导干部有三位懂印刷技术。石夫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延安印刷厂厂长，日本投降以后，曾去东北筹建新华印刷厂，全国解放后，又来北京筹建北京新华印刷厂并任副厂长。郑德琛同志是我国赴美学习印刷技术的三元老之一，能讲授专业课。陆振声同志来印院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出版局印刷总厂副厂长，还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副主任多年。教授和讲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都相当有才干。他们当中有建国初期国家选派赴苏联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的7位同志中的4位，即魏志刚、谢普南（后提副院长）、魏瑞玲、刘凤官。还有陈士文、周保中、张士元、何镜民、朱长生、黄亚声、高永清、彭光瑜、田慧娟、李思源、马遵平、石怀恩、付英华、王端、金银河、朱纯磊（后调走）、杨庆堂、束钟英、田怀祥（后提到副校长）、吴肇莹、武军、白翠萍、孙文科（后调走）、曹克勤（后调走）等等。他们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教授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直到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答辩正式毕业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毕业了4个班，招生4个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级印刷技术人才。在77级、78级毕业生中，有的出国留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担任了学院领导（蒲嘉陵）；有的同学艰苦创业，成为我国印刷行业知名的企业家（万捷、程康英）。
在这一段时间里，基建工作也加快了进度。到1985年底，在校址内建起了食堂、教学楼、办公楼各一座，使得我们有条件最后组织一次搬家，即由大兴县委招待所南院搬进校址内，从而结束了租房办学的局面。
也许有人会问：今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还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
实践证明：坚持边办学边基建的方针是正确的。否则，毕业生走了，不招新生，教职工没事干，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的。
北京印刷学院的学生们从184中搬到大郊亭大队办公楼，再搬到大兴县委招待所南院，直到最后搬进校址，虽然几年内多次搬家，但在后勤处卞文光、魏大林、侯彦博等同志的精心组织下，同学们遵守纪律，没出任何事故，完全自己动手，为国家省下一笔钱，这种精神值得赞扬。
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作风，永远值得保持。开始学院只有1辆汽车，供基建处的同志外出办事使用，其余教职工上下班全是乘公交车。校址搬到大兴县委招待所南院以后，才安排了3趟班车以满足住城里的教职工上下班的需要。有的教师怕堵车无法按时到校，前一天就来到黄村住在7号楼宿舍，以保证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上课。这种精神也是值得表扬的。
最后，我认为学院之所以建设成功，与上级的正确领导、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学院建立以来，上级领导一直是双管。文化部出版局（原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后并入文化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管业务、行政、人事、经费，北京市委管党的工作。文化部出版局分党组对学院的工作相当重视，党组成员亲自为学院选址、租房子。分党组专门开会、发文件，指导学院的工作。1985年、1986年学院校址建成几栋房子以后，还为学院用世界银行贷款93万美元购置了电子分色机及全套制版设备、海德堡四开四色胶印机、自动裁纸机、印刷适性仪、密度计、多终端小型电子计算机等实习设备，装备了实习工厂，还把设在湖北省丹江的国家第二版本图书馆的几十万册图书，给学院图书馆保存，允许学院师生借阅，给学院很大的支持。
(王里原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