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印刷学院于1978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为基础单立成院（该系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其成立的动因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教科文事业发展的急需。
2001年，中国工程院评选出20世纪中国科技重大成就25项，"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技术革命"以1票之差名列第二（"两弹一星"名列第一）。200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颁发证书和奖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讲话中说："王选院士长期致力于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从1975年开始，研制国际上尚未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应用自己的发明成果开发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现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总理的话可以悟出，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不是靠资金，更不是靠宣传，而是靠科技突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规律再次显示作用，不管你重视还是轻视它。要理解"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技术革命"几乎同"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一样对我国的重要性和辉煌性，需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
1979年1月15日，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给胡耀邦写报告说："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是出版工作中两个最大的难题，……就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的去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用28年时间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面临"两座大山"，从这一比喻足见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关于出版的低效率早已引起邓小平同志的注意，他在1977年8月"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中就说："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那时印刷出版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一般图书平均周期要一年，据统计，平均每种书发稿后的出书天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为355天、1982年为400天；中华书局1981年为393天、1982年为408天；科学出版社更长，达500天左右。出版落后的"最卡脖子的"（时任文化部长朱穆之语）突出环节是排(含校改）版。举目望世界，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推广应用了手动照相排字机（第一代照排技术），50年代又推出了光学机械式照排机（第二代），60年代德国研制成功计算机控制的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第三代），70年代英国首推计算机激光照排机（第四代）。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停留在铅排铅印数百年前老技术的水平上，在新闻出版技术装备上的明显落后已严重阻碍了科技、教育、新闻、文化的发展，拖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后腿。这是北京印刷学院得以成立的社会大环境，可以说，北京印刷学院是应出版印刷急需摆脱极端落后状态之"势"而生。
1982年8月7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出文化部出版局顾问王益"关于急需国家出面组织有关部门协助出版部门技术改造"的呼吁，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此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和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为了解决我国出版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非请机械、轻工、化工三部门大力协作攻关不可。此事希望中宣部和经委共同牵头来解决。王益同志的意见（见附件）很对，我完全赞成。"张劲夫、邓力群于当月26日召集国家经委、计委、财政、机械、冶金、化工、电子、轻工、铁道、建设、文化各部和中宣部领导同志开会研究解决出版事业严重落后的问题，形成了国务院领导下的有关部委协作攻关的机制，成立了以国家经委牵头的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时任国家机械委副主任的范慕韩同志出任组长，拉开了延续20年的"我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序幕。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现在我国的印刷事业，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后很多。比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也落后得多。……要逐步把我国印刷技术从手工排版、铅字印刷的落后状况转移到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向全国部署印刷技术革命。2002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劲夫的长文《我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全面总结和回顾了这一划时代的革命，高度评价了范慕韩提出的"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的16字方针和牵住"激光照排"这个"牛鼻子"的关键决策的历史贡献。《决定》同时还说："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学习《决定》，可以体会到它表达了"‘建设印院、适时改为出版学院’的发展方向是‘加强出版工作’的战略措施"这一思路。新闻出版署领导在委派我出任北京印刷学院院长同我谈话时也明确了这一工作思路。
"我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给北京印刷学院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让一个白手起家的新建院校一开始就有了需求旺盛的人才市场，成就了北京印刷学院毕业生连续多年供不应求的大好局面。当其他院校在世纪之交纷纷增办印刷类专业时，北京印刷学院在印刷类专业人才培养上已形成无可争辩的品牌。可以说，应势而上，应势发展，是印院的基本经验；观形判势，是印院人的基本功。
我继任院长后，在前任工作的基础上，着重组织了集中性的教学建设，于1997年接受了国家教委的本科教学合格性评价，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个通过本科教学合格性评价的院校。然后借势争取，于次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开办了传播学和材料物理与化学两个硕士研究生专业，实现研究生办学层次零的突破，促进了学科建设。1999年又适时乘势创办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成人高职教育），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办学格局，适应了业界对人才多规格、多层次和培养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乘势扩大规模，抢占发展先机，提高办学效率，是我的另一点贡献。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通过本科教学合格性评价的院校，有了争取扩大招生规模的有利条件，加上后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大势，我力推扩大规模。于是，从1996年初的全日制在校生2104人一路扩到2000年的全日制本科3282人、专科124人、高职733人、成人高职465人，共4604人的规模，生员比由306增为742（不含另外还有的1100名学历函授生）。迅速扩大的办学规模使办学资源捉襟见肘，当时的解决办法采取了开发利用周边资源办学，先后同北京科技干部进修学院、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中建一局党校等单位联合办学，缓解了校舍紧张难题。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提高教学质量是永恒的任务，招生规模扩大的机遇可是历史上少见，应该先乘势扩大规模，再提出改善办学条件的要求，并设法提高教学质量，才不失发展良机。我当时估算，如维持2000年招生规模，到2003年在校生可达本科5000人、其他3000人(包括研究生应有大的发展)共8000学生的规模，那时就比较像个大学了。
为了适应办学规模快速扩大的压力，需要提升干部和师资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主动性。我主持院党委工作后，在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支持下，试行了公开选拔中层干部、推进干部管理和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取得良好效果。此举振奋了干部的精神面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为克服快速发展面临的困难，打好干部和教职员工队伍基础。在这个文化氛围和平台基础上，成长起一大批骨干，他们先后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包括院级领导班子，为继承和发展北京印刷学院的创建文化和发展文化提供了干部保障。
扩大办学规模不只是简单地增加原有专业的招生人数，需要借助老专业的优势增加新专业。设计艺术专业通过细化专业方向和向相关方向延伸形成新专业的方式承载规模的扩大，其他专业也按类似思路衍生了一些新专业。与此同时，骨干师资亟需补充，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大力支持，连续3年把全系统京外调干指标的一半、有一年把全年指标的2/3批给印院，供调入教学骨干或学科带头人。这些骨干在教学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带领了学科建设，后来，有的还进入了院级领导班子。
世纪之交是出版业和印刷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第二次革命"的完成，印刷产业由技术革命推动的跨越式发展转入常规发展；随着出版发行改革的深入，出版物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这些重大变化，使业界对大学毕业生的专业规格数量、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同前几年相比，产生明显不同。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传播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许多国家强调文化多元化，我国则把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这使文化创意人才和复合型传媒人才需求成大势所趋。这些新变化既是对原有教学方案的挑战，也是学院继续发展的契机。
北京印刷学院转为以北京市主管、由北京市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建以后，建设投资力度大大增加，校舍和设备条件大大改善，大批博士、教授充实进来，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具备了大发展、大提高的有利条件。祝愿北京印刷学院再次乘势而上，通过特色办学矗立于高校之林。
(田胜立原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