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天，我当时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印刷管理处工作。万铸同志曾经到办公室找我洽谈关于建立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的准备工作问题，找我准备关于教学计划的拟定，让我起草一个印刷工艺专业的教学计划初稿。我就按照我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和了解的各专业有关情况，起草了一个印刷专业的教学计划。此后不久，万铸同志告诉我，在黄洛峰院长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教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有文化部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处长张榕，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现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前身）所长徐仲文，北京印钞厂厂长魏仁斋，北京新华印刷厂厂长周永生等。当年5月，举行了一次教学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印刷专业的教学计划。会上，多数委员强调要政治挂帅，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同时要有广泛的印刷专业知识，还要能够达到五级工的技术水平。业务学习的重点在于平版印刷，这些思想都写进了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平版印刷专业教学计划的第二稿。在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下，这份教学计划提出了很高的政治要求，对业务的要求则侧重于实际操作能力，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能力则重视不够。建立以平版印刷专业为方向的思想是由于在此前不久通过印制《中国画册》和《苏加诺藏画集》等高级平版印刷品，大家深感平版印刷技术要比铅印技术复杂。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的徐仲文所长介绍了印刷发展趋势，因此定下来的专业方向是平版印刷。在讨论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是否需要达到五级工的水平，多数委员认为应该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但少数委员认为在学习很多当代专业平版技术及其他印刷技术的同时又要达到五级工的水平是有困难的，所以，后来讨论出一个办法，即在平版专业之后在高年级时分为两个专门化，即照相制版和平版印刷。

        1960年6月，我从出版局调到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工作。不久，宣布由文化部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处长张榕兼任系主任，又调北京新华印刷厂副厂长郑德琛和535印刷厂副厂长陆振声任副主任，教学组织工作由我负责。文化学院教务处处长刘同井找我介绍了文化学院《关于修改教学计划的一些规定与要求》，让我在此文件的指导下再把教学计划修改一稿。与此同时，我走访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副厂长姜信之和正在党校学习的郑德琛，他们认为，在学习如此众多新技术的同时要求达到五级工是很困难的，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第二次教学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反复说明高等院校的印刷专业培养的是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工人，并介绍了莫斯科印刷学院相关的情况。最后，大家同意将五级工的要求改为对本专业某工种有较高的操作能力，这就是1960年7月份修正稿的重要改动。此后，郑德琛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习，来到文化学院，担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并开始参与教学计划的进一步修订。文化学院院长黄洛峰的工作作风之一就是做任何工作都要精益求精，于是就出现了1961年的修订稿。60班的教学实际工作就是按照这一稿教学计划执行的。

 

 

(魏志刚原北京印刷学院管理工程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