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虽是乍暖还寒,但盎然的春意却已扑面而来。尤其对于科技教育工作者来说,其时胜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不啻于工作事业上充满阳光和温暖的春天的到来。在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大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会后,全国迅速兴起了一个爱科学、办教育的热潮。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承允借调,派印刷系三名干部教师——高永清、魏志刚和我,于1978年5月2日到国家出版局报到,参与国家实施兴建中国印刷学院的工作。
经历了"文革"动乱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此时已恢复如常,"筹备中国印刷学院"也列入了当时工作大纲。我们到出版局报到后,首先是学习文件、熟悉情况,真正开始涉及筹备建立印刷学院的工作,则是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5月6日召开的印刷科教会议上。
在会议当天下午的分组讨论时,由出版局的袁立盛主任主持,开始讨论筹建事宜。袁主任让我先发言。我推辞不过,围绕建设印刷学院的必要性,根据自己对印刷教育工作的了解情况,进行了全面阐述。
首先谈的是筹建的现实基础,也是筹建印刷学院历史传承的一面。在旧社会,印刷高等教育基本上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印刷教育星星点点,开始有了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中国真正在大学里开办印刷专业,则是从1958年夏建立的文化学院开始。当时,文化学院是直属文化部领导的普通高等本科学校,又有轮训在职干部和文化部党校的性质。后来,文化部决定把新华书店发行干校并入文化学院,院址在翠微路罗道庄农业大学旧址。1958年11月,文化学院正式挂牌,宣告建立。发展至1959年,逐步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编辑出版、图书发行、印刷工艺、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群众文化等7个系和22个专业,接着创办了文化学院印刷研究班。1960年秋初具规模,马列主义基础、编辑出版、印刷工艺、文物博物馆学4个系按计划招收本科生,于9月5日开学。1958年11月至1961年3月,共培养了各种短期班学员1021人。学院成立短短3年,在职短期培训与本科建设结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是,1961年,整体国民经济步入特别困难时期,中央决定实行全面调整,文化部相应收缩,文化学院停办。但印刷工艺系由于其唯一性和重要性,得以暂时保留,后于1962年成建制地迁入属于轻工业系统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年来,印刷工艺系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内不断积累发展,蔚为大观。而对于行将展开的筹建中国印刷学院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非常支持,如此,两所学院各得发展,现在可谓因时顺势、事在必成。
随后我又谈到筹建印刷学院的未来和前景,提到印刷在中国特殊的地位、中华民族对世界印刷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印刷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我国印刷业整体落后、亟需前进的现状。总的意思是要说明建立印刷学院的重要性。
发言完毕,以为自己的发言任务已毕,静候他人的批评指正了。但主持会议的袁立盛同志要我讲第二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学院规模和专业设置。这些内容,我当时推荐和我同来出版局参与筹建工作的魏志刚同志讲述,因为他曾经留学莫斯科印刷学院,谁知他因为人多让座,会议中一直在外面走廊上旁听。对于我推荐他发言,他则坚决推辞。后来,在勉为其难的情况下,我便谈了自己的意见。
我提出：以印刷工艺为中心,以印刷机械和电器控制自动化为两翼；先设立四个系和八个专业,四年学制,印刷工艺、印刷机械、自动化、企业管理4个系,每系各2个专业；在校学生规模大约1000～1200人,外加教师和实习实验职工几百名……
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的初步设想一经提出,与会者议论纷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会议最终没作结论,主持人宣布进一步研究,散会。
二、辗转：探索中步步前行
印刷科教会议开过之后不久,出版局王益副局长约我面谈筹建工作。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其一,专业设置可行；其二,可以着手写建院报告,以会议当天的发言为主要内容；其三,出去调查一下,教育部门、国家计委等国家部委在相关方面有何规定和政策。言毕,王益副局长又安排我前往教育部汇报建院工作,高永清和魏志刚则继续研究建校的具体问题。
在教育部计划司,受到张展平同志的热情接待。他坦诚地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一,原来设想的1000人左右的学生规模太小,不符合全国教育发展的大形势,也不符合教育部建校规模的意见,要有发展余地,建议2000人左右为宜；其二,希望国家出版局设立主管教育工作的机构,以便工作联系沟通。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反馈给王益副局长。他指示我尽快修改建院报告,并很快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科教办公室。随后又成立了学院筹备处,由我做处长。
接下来,我又到国家计委,向有关部门作筹办印刷学院的工作汇报,询问投资安排、经费工资等方面的事情。国家计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文教计划局。局长王庸勤和刘士范热情接待,悉心了解建校的相关事项。他们表示：建院的投资国家计委可以安排,主要是把建院报告尽快上报中央批准立案,后续还有许多工作另外联系安排。最后,刘士范同志得知我们要把印刷学院建在北京市,特意提醒我,要尽快找到北京市,征得他们的同意,选定校址,这是关键环节之一。
转眼到了1978年5月、6月之交。此时呈送中央的建校报告已具雏形,但上报之前必须写明印刷学院校址建在北京,并且地址越具体越利于日后的建校工作。要想确定校址,需与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沟通,只有他们同意,才有可能在北京建校。于是,经出版局领导安排,我持正式公函前往北京市规划委汇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北京市规划委对国家部委用地严格控制。对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选址北京建立中国印刷学院,北京市规划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当时并未同意。几次交涉无果,我只得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出版局。局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决定由党组主管科教的成员史育才亲自前往,让我陪同,向北京市规划委的负责同志仔细阐明在北京建院的必要性。在这次交流过程中,史育才同志和我提出：第一,首都需要文化、需要印刷技术,中央倡导发展科学教育面向全国,必然要求立足北京办学；第二,印刷学院办学力量的基础在北京,已经办了20年,积累不易；第三,原来的文化学院因"三年经济困难"而停办,此时原文化学院印刷系以印刷学院名义复建,意义重大。因此,建院北京,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感情的需要。
经过这次交流,北京市规划委的负责同志表示,对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的在北京建立印刷学院的方案表示理解,但是北京确实用地紧张,如果出版局能找到合适的地块建校,双方可以再进行商讨。
于是,选择校址成了筹建印刷学院工作中的关键一环。而从1978年6月起,校址的寻找确定也成为筹建工作的重头戏,并且得到国家出版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第一次的选址意向是西山大觉寺。记得当时去查勘地情,出版局的党组成员几乎全部出动,包括党组副书记王子野、王敏,党组成员许力以、常萍、王益、史育才,以及相关部门领导。一行人浩浩荡荡,行动一致,步履和谐,不畏奔波劳顿,不顾山路崎岖——竟然跑坏了一辆奔驰轿车。但遗憾的是,由于那块地地形复杂,水电以及交通等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弃用。
到了1978年的7、8月间,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但是为建设印刷学院寻找建设用地的事情依然没有眉目。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虽然与筹建之事无直接关联,但却切实推进了建院的进程。其一是国家出版局选拔45岁以下的科技人员公派出国留学,由我负责组织对候选人的专业考试。结果,100多名参加考试的候选人,考试成绩合格的只有2人：沈海祥和贾继洵。这对出版局领导是个强烈的震撼——合格的技术人员比率实在太少,非办印刷学院不可了!其二是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王益、史育才分别赴香港、日本访问。王益带队的访问团考察香港了印刷业的发展情况,听取了香港印刷界对筹建印刷学院的意见,随后又专门托人了解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印刷教育专业设置情况；史育才带队的访问团调研了日本印刷业和印刷高等教育的情况。两次外访,给筹建工作带回了宝贵的实证资料,开阔了建院工作的思路,完善了办学专业规模的设置框架。
至此,国家出版局更加坚定了筹建印刷学院的决心,校址有了明确的意向,在具体建设方案上也取得了一致意见。接下来,就是进一步完善建院报告,向中央提出申请了。
三、定势：建院终有定论
1978年9月28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建立北京印刷学院的请示报告》,终于由党组副书记王子野签发,直报中央,发文编号为［78］出教字第430号。
报告在导语式的序言中,详细阐明了实施印刷高等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确定了以中央工艺美院印刷系为基础建设独立的北京印刷学院的基本方略。接着,又陈述了具体的建院设想：
第一,印刷学院是工科性质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立8个专业、学制四年,在校学生规模2000名。为了快出人才,提高在职人员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水平,与本科同时设置专修科、进修班,学制1至3年。附设两座实习实验工厂,教职员工按院校比例和实际需要编制；
第二,师资在印刷系原有教师基础上加以扩展,今后采取多种措施如从有关单位印刷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商调、进修培训以及请国家计委、教育部分配毕业生等予以充实,并编写和翻译教材；
第三,实行以学为主,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努力做到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第四,印刷学院归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在北京选址建校,定名为北京印刷学院,因为北京既是出版中心,又是印刷生产中心,具有各种印刷技术生产门类,有利条件很多,对于办学特别是建校初期化解诸多困难容易,校址初选在北京市昌平县沙河镇一带,待批示后,再与北京市洽商。
第五,根据教学规模和教育部有关高等院校建设的意见,所需建筑面积、投资估计和预定建成的步骤与时间等作了具体说明。
请示报告发出之后,一晃近三个月过去,音讯皆无。
1978年12月28日,教育部8点多钟打来电话,由我接听,大意是：中央已经批准建立北京印刷学院,正在转发批文,因近年终,文件经交换站运转可能耽误你们阅读,望迅捷报告出版局领导,立刻前往取阅文件。
这无疑是筹建工作的天大喜讯!文件取回,还记得原件上有一长串领导人员的名字,如李先念、陈云、乌兰夫等,其中李先念、陈云是党的副主席。后来,教育部以［78］教计字第1427号文,转发国务院批准《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共169所,北京印刷学院名列其中。并且特别指明,是"以中央工艺美院印刷系为基础兴建"印刷学院。
四、待发：做好最后的准备
自1979年伊始,我们的工作重心便转移到组建北京印刷学院方面来。在国家出版局的领导关心之下,先后完成了三件事,即编制北京印刷学院基本建设任务书、成立北京印刷学院筹备处临时领导小组、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协商达成移交协议文书和正式接管印刷工艺系。
编制印刷学院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必须集中全力抢在新年伊始之际完成,以便呈报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建设,才能具体选址,而后进入一系列的实质建设工作,整个印刷学院建设方能启步。经过日以继夜的抢时间,终于在1979年1月26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以（79）出印字第49号函将北京印刷学院的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呈报国家计委。关于资金预算等问题,国家计委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大都允诺。为了促请北京市尽快确定建校地址,国家计委将批复了的计划书又转给了北京市规划委。虽然后来校址迟迟未定,但建设计划任务书作为建院的蓝图,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具体建设工作也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关于北京印刷学院的领导班子,出版局有关领导早在请示报告呈送中央后就有了意向。后来经过研究商讨,先是在1979年6月11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印刷学院筹备处临时领导小组,石夫为组长,张指南为副组长,栾慧斌、陆振声、杨庥、郑德琛等为小组成员。1981年3月,王里由中宣部直接任命为北京印刷学院院长,出版局党组委任为党委书记（临时）。后来,国家出版局又依次任命郑德琛、张指南、栾慧斌、杨庥为副院长。这是印刷学院历史上第一届党政领导班子。
当时更迫切的问题是只有接管印刷系,才能步出僵局继续招生。但是至此校址也没最终落实,中央工艺美院又要求印刷工艺系立即移交、迁出,所以无奈之下,只得与中央工艺美院商谈。最终,双方达成共识。1979年10月23日,于中央工艺美院教学楼二层开交接大会,会上确定：自11月1日始,印刷工艺系移交印刷学院管理,两届学生仍在原址上课、生活直至毕业,专业课由印刷学院负责,共同课（基础课）工艺美院负责；为了管理工作方便,印刷学院筹备领导机关移至工艺美院办公,自行调剂办公用房,不足用时再借两间,印刷学院积极创造条件建校,自行招生,尽快迁出,归还全部校舍。事实上，印刷学院全部从中央工艺美院迁出，直到1987年8月。
五、破晓：姗姗来迟的开始
1980年对于建设中的北京印刷学院,可谓是紧张活跃的一年,既要千方百计租房招生,安定师生员工的情绪,又要围绕建院地点寻求可行的解决途径。
那一年春季,按计划先租借到光华路小学暂空的校舍,不久因故退租,转向鼓楼西大街184中学租借校舍,按照成人教育需要进行了改造装修,生活起居也能配套,于1980年9月8日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了建院后首届学生的开学典礼,请了出版领导机关负责人出席讲话,特别是请来了印刷高等教育创始人——原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黄洛峰同志致词祝贺。他话语不多,充满激情鼓励,衣着朴实,身影修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作为来宾,我是来祝贺的,热烈祝贺中国第一所印刷学院,终于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呱呱落地了……"典礼结束,黄洛峰同志步行归去,不期竟成永别：11月4日得到他病逝的噩耗!而对于中国印刷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来说,离世前看到印刷学院的诞生,或许是件幸事吧。
因为始终未定点建院,印刷学院的建设工作困难重重,加之当时亦有人提出印刷学院不必建在北京,所以,1980年5月20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以（80）出党字第19号文,向担负中央日常工作的王任重同志写了报告,再次提出定点建院工作的急迫性,请中央支持。报告中,对于1978年12月国务院批复印刷学院建院以来建校地点迟迟得不到批准,印刷高等教育处于不进则退的紧迫局面等情况,国家出版局进行了如实汇报。
报告送呈后,5月23日,王任重、谷牧陆续签署意见,确定了印刷学院在郊区卫星城定点的意见。随后,北京市有关领导研究、批示,由市规划委、市建委拟定印刷学院在卫星城镇定点的方案。
于是,几经曲折起伏,印刷学院的定点问题终于尘埃落定。而此时,随着1980年开始招生工作,北京印刷学院独立办学的长路自此开拓。
六、成势：高歌猛进谱华章
1981年北京印刷学院的建校工作,可以说是驶进入了快车道,一切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了。当年初夏,我们开始与市政规划、建筑设计部门工作接触,并前往武汉、长沙、广州、厦门、上海等地考察,最终将学院的基建方案确定下来。紧接着,又为第四次大搬家做准备。当年10月,国家出版局筹资116万元在大兴购了两栋住宅楼,约6000平方米,于是,学院的师生暂时都居有定所。后又租用了大兴县委招待所南院独立院落内的五栋平房。并在1982年暑假完成了第四次大搬家。这时,四处飘荡、居无定所的办学时光正式宣告结束!
1983年春,两栋学生集体宿舍和可容三千人同时使用的大餐厅在大兴黄村破土动工。这是印刷学院定点后建设的首批工程,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统筹安排。集体宿舍内含10个大房间,可暂做教室使用,讲大课可用食堂餐厅,小房间有二百间,足可用做办公备课。紧接着,基础教学楼也开工了。
就在印刷学院大兴土木、白手起家的创业建设过程中,两位贵宾不期而至,关心询问印刷学院的建设情况。先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成员原副局长许力以同志,其时他已经到中宣部任出版局局长。在1981年岁末,他专程到杂草丛生的工地上看我,询问建设情况。第二个贵宾是生物营养学家于若木同志。接待时,我一看两辆红旗轿车,还跟着警卫秘书,顿觉诚惶诚恐。经介绍始知她是中央主管纪检的第一书记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的到来,让我们这些建设者增加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
从198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2年,印刷学院都是一边搞基建,一边抓教学。而基建工作,在学院草创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幸运和欣慰的是,在基建工作进行初期,许多同志都是为了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甘冒风沙泥泞、风餐露宿,室内脸盆结成冰疙瘩,从小饭铺买来的饭菜,满口泥沙……在如此环境中艰苦奋斗,没有丝毫补助,却都没有怨言。1987年,文化部召开京直单位的基建工作负责人会议,由夏祥春与我出席,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同志问我：你手下有那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京直单位素质最好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个人何德何能,全赖大家的对印刷教育的一腔热忱和对建设工作的高度责任感罢了。比如我自己,在基建工作基本结束后,出版局领导打算调我回出版局机关工作,但是八年多的心力投入,半生的事业追求,青年时代的理想抱负……我婉谢了。其缘由,正如王里赠我的杜甫《客至》书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是啊,人生要有点理想的,而我愿在印刷学院躬耕终生。
至1987年夏,学院第一座教学楼——基础课楼竣工,院内开始搬迁,学院的办学逐步就位。1992年,学院根据土建工程基本完成的实际情况,结束了长达8个年头的边建院边办学的历史,向署党组汇报,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历了长达15年的艰苦创业,印刷学院终于走向了高歌猛进的时代!
尾声
后人评价曹雪芹的《红楼梦》说："字字读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今天我们审视现在的印刷学院,也应该是这样的心情。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58建立的文化学院在先,它经过摸索和准备才创办了印刷工艺系,印刷工艺系后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而北京印刷学院的建立,则是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为基础的,可谓是一脉相承。
(万铸原北京印刷学院基建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