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刷结缘
1965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电机系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任教。
当时的印刷系，已有讲授数理化的教师，印刷系的专业课也有从苏联莫斯科印刷学院学成归来的4位教师担任，极缺专业基础课教师。
尽管我也看到了当时印刷系所处环境和条件与清华大学相比有天壤之别，但还是燃起了我去开创一项对我而言虽陌生但是极具挑战性的崭新事业的激情。这样，1965年7月，我就成为印刷系的第一位电子类教师，从此与印刷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要的机遇
1974年，一机部和出版局为了落实毛主席"我们也要出彩报"的"最高指示"，决定进行DFS〖CD*2〗1型电子分色扫描机的研创工作。我有幸和魏志刚、陈士文两位老师被派到北京仪器厂参与了此项科研。
当时，我们3人年龄相仿，也都是四十几岁，虽然我和陈士文均属印刷行业的门外汉，然而却是3个参与研制主要单位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北京仪器厂和中央工艺美院印刷系当中毕业最早、年资最长的，并分别承担了研制中比较主要的工作。
从1974年5月到1978年1月，这次机会使我们难得地获得了3年多的实践锻炼。这3年多使我学习了数字电路、集成元件和图像处理等以前从未掌握的知识。这3年多从电路图的设计、印刷电路板的设计、电器元件的选择、测试、焊接等都亲自参与，大大提高了我参与实际工作的动手能力。这3年多大家团结互助，勤奋工作，培养了参与社会所应有的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这3年多我们参加厂里的所有活动不分彼此，和工人融为一体。
我之所以怀念这夜以继日的时光，是因为它使我从一个不懂印刷的人成为一名掌握了电子分色机的专业人员。此时，我国的印刷业已拥有了彩色印刷制版、电子扫描等先进的印刷技术，在铅与火的年代，看到了印刷业即将步入光与电时代的晨曦。也正是因为参加了这项科研，使我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能与世界著名公司诸如德国的Hell公司、英国的Crosfield公司、日本的大日本网屏公司驻华机构，以及捷成洋行、宝隆洋行等建立了广泛联系，为北京印刷学院扩大对外联系、开办电子系打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DFS〖CD*2〗1型电子分色扫描机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得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我们3人参与的科研小组也获得1977年轻工部先进集体称号。
创办电子系的前前后后
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印刷学院。
建院初期，学院成立了基础课、机械和技术3个教研室，承担着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转入印刷学院的77级印刷机械和78级印刷技术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基础教研室由魏志刚、张士元和我负责。只有我一人的电工电子组，承担起这两个班的电子类课程教学任务。
印刷学院的建院规划中有"自动化系"，但并无建该系的具体实施方案。无论怎样，要建好此系的第一要务是先要"找人"。随着陈俊平、盛晓光、王亚强、王殿玉、张元竞、刘长宁等老师的到来，我们在保证两班学生电类课程的教学之外，先后奔赴西北和华东地区进行调研，与当地的印刷厂、出版社、研究所、出版局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基于当时印刷厂的电工大多不懂半导体晶体管，更不知脉冲电路，大家一致的想法是印刷学院应尽快设立电子、自动化类专业。
为了这些厂家的急需和积累建系的经验，1981年和1982年我们在租房办学途中的大郊亭南磨房和大兴县委招待所的南院，为全国各地十几个印刷厂招收了两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电工，开办了电子短训班。每批历时一年，给这些学员讲授了高等数学、电工学、电子学、印刷机械电力装备、电子分色机等基础和专业课程，使他们受益匪浅，使我们与不少厂家建立了联系，也锻炼了我们的师资队伍。
1983年，直属学院的电子技术专业教研室成立。1984年，电子工程系成立，下设应用电子和计算机两个专业。
1982年～1983年，又陆续来了杨潮、郑家农、何薇、魏民、李荣厚等。老师们家居城里，每天到大兴县的黄村上课，还利用课余和休息时间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精打细算，先后购置了单台价值高达36万元的两台TRS-80机和15台苹果2，在黄村的两栋宿舍楼的居室中建立了学院首个计算机房。为首次以印刷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解决了算法语言课以及上机问题。
1985年夏，电子工程系连同那个"计算机房"和设在工艺美院的应用电子实验室，随学院各部门一起搬到了印刷学院现址的学生宿舍楼，暂时安顿下来。
从建系开始，我们就提出了招收学生的申请，同时也提出了办系的方针和专业方向。当时提出的办系方针是：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结合印刷，突显印刷学院电子系的特色。应用电子的专业方向是：强（电）弱（电）结合，以弱为主；计算机的专业方向是：软（件）硬（件）结合，以软为主。加强基础，突出的是增加高等数学课时，开设线性代数、概率和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等课程。结合印刷增加了印刷工艺、印刷机械的电力装备（包括理力、材力、机原、机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电子分色机等与印刷有关的课程。学生在校4年中，要分阶段确保他们的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教师带队与学生一齐下厂。鉴于此前我们与不少印刷厂建立起的良好关系，这些实习在安排上没有多少困难。难得的是计算机专业争取到去太极计算机公司和长城0520（718）厂进行计算机组装实习的机会。
电子系申报的首批招生计划被批准时，已经过了1985年的招生期。1986年春，学院决定将机械系85级二班转入电子系应用电子专业学习。继之在1987年计算机专业开始招生，电子系已有了自己的学生，逐步进入了正常的教学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系很快迎来学生进入专业课学习的阶段，电子系面临急需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专业教师的引进，二是必需设备的添置。
师资队伍建设
从电子系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就从未放松对已有教师的培养。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体验，加强培养的捷径之一是将教师推上科研一线，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快速增加知识，增长才干。从1984年开始，我系不失时机地创造条件，安排教师参与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工作。我系先后有张重光、杨潮、何薇、魏民、黄仁立等老师分别到北京新华二厂和贵州茅台酒厂参与了《书刊印刷工艺的计算机设计》、《印刷企业计划统计工作的微机处理系统》和酒厂管理系统的开发。以上科研项目均取得良好结果，前两项经权威部门鉴定通过并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大大增强了我系教师的科研开发能力。
在此期间，我系引进的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占有较高的比例，同时我们还先后派出多名教师分别赴美、英、日等国深造。上述举措为电子系打造了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为培养学生打下了基础。
要办好电子系单有这批骨干教师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高素质的学术带头人。进人的标准是"为人要好，业务要强"。首先是为人要好，为此，我们放弃过业务强的人。那时学院握有少量的外地人员可全户进京的指标，进京之后能立即解决住房问题，使用这可贵的进京指标，我们对引进的教师慎之又慎。派人远赴兰州大学，我亲赴重庆大学，通过认真的考查了解，分别从两校先后将董世铎、张重光、任威烈、王友松、王淑贞和当时担任重庆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的刘兆毓调来我系，大大加强了电子系的教学实力。与此同时，实验室补充了两名中专生，在大兴地区发布广告公开招聘，通过笔试和实际操作考查，录用了两名实验人员。又从清华大学实验员培训班争取来两名毕业生，赶在我系学生进入专业课之前，我系从上到下建立起了整套的师资队伍。在学生工作上我们有付永礼、张皓、刘峰等老师在辛勤努力地工作。
实验室的建设
随着3幢教学楼的建成，1987年8月，电子系又带着那个"计算机"房和由工艺美院搬来的电路电子实验室被安置在基础课部的4楼。尽管在1988年1月，我系又购进了一台具有12个终端的Micro〖CD*2〗VA〖CD*2〗11小型机，但这些设备远不能满足教学上的需要。为了加快实验室的建设，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集体进实验室安装设备、焊接线路板、接线板，焊接技术最棒的是盛晓光。
购置设备需要钱，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钱是带着列有具体设备细目的计划下达的。1988年，印刷学院可用于购置设备的款额高达500万元，然而这500万元只能按计划上列出的设备名称去买。我们并不否认，当初制定该计划的具体人员肯定花费了不少心血，然而他们不会预测到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速度，也不可能预测到电子产品迅速出现的类别与名称。市场上有我们教学所急需的仪器设备，但是基建设备投资计划上没有。而计划上列出的有些设备，并不适用。需要购买的没有钱，不需要买的钱不准挪用。而基建款的特点又是当年有效过期作废，负责实验室建设的老师们能不急吗？那时的电子产品也贵得出奇，早已被淘汰的性能极低的长城0520计算机一台就要23万元，一种简单的软件价格也高达6万元。现在听来令人咋舌，但这是那时的现实。
电子系的教师为了确保教学急需，不得不打政策上的擦边球，一面向掌握财权的主管部门力陈急需争取款项，一面利用课余和休息时间跑市场，寻求性能价格比最优又是教学急需的设备。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系终于赶在首届电子系学生需要之时，添置了必要的教学实验设备，基本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系副主任谢蓉丽和任威烈起到了关键作用。
完成建系使命
到1989年，经过5个年头的艰苦努力，按照原定的办系方针和专业方向，组建和锤炼出了一支40余名不同层次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完成了基本满足教学需要的计算机房和电路电子实验室的建设。1989年，我们送走了电子系的首届毕业生，在边建系、边教学的那段艰苦时期，我们可以无愧地对他们说，尽管当时教学环境尚属简陋，没赶上在本系的电子楼里上过一天课，但是他们学习了他们应学的全部课程，经历了全部的教学环节。
就在全系教工翘首企盼于1989年破土动工兴建电子系楼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整幢大楼所有的房间都不大，没有一间可容下一个班做实验的实验室用房。用临时的地方办学我们怎么都可以凑合，但电子系赖以生存发展的永久处所，凑合不得。我们没有埋怨当初该楼的设计者，因为他们很难预知未来的设备需占多大面积。但是若继续按原设计完成施工，肯定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要扩大实验室用房的建筑面积，就要部分改变原有设计。我和郭景新老师着实领略了改变原设计的难度，其中的奔波劳顿不必说了，好在经过多方联系，多次呼吁，在1990年按我们提出的要求局部改变了原设计图纸，建成了电子楼。至此，电子系终于在电子系楼安顿就位，我也完成了组建电子系的使命。
在建系过程中，我始终未曾离开教学第一线，周学时不少于5学时。1991年，我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教师的责任
退下来之后，我曾受清华紫光集团之请，在保定和清华大学主持了紫光集团的"电子扫描刻版机"的科研项目鉴定会，紫光集团还开出优厚条件力邀我加盟。一位海外华人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诱人的市场，有意出资，请我主持在北京创办一个集制版、培训、人才交流三位一体的公司。尽管在那个"下海"如潮的年代，这些我所熟悉的工作也十分诱人，然而我离不开自己亲自参与耕耘的这方热土，也不忍心由于我的"下海"势必拉走印刷学院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于是，我毅然拒绝了他们的盛情之邀，安心在电子系做一名教师。
在此期间，在校外我还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诸如兼任了北京市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轻工组成员；新闻出版署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工程类）、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职称评审委员；进口电子分色机专家论证小组成员；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电工、计算机应用组组长等，也主持和参加了全国一些报刊的一些科技鉴定会。在此期间，我还受聘为机电部《印刷行业中长期科技发展要求》，《机械工业2000年振兴目标研究》课题中印刷机械分类及4个子课题研究的咨询专家，以及清华金国藩教授和北大王选教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评阅人。从1992年起，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院的基建陆续完工，院内经大搬迁后，基本上各自就位。学院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让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能较快适应大学的学习规律、方法和生活，我曾给多届的新同学作学习方法的讲座。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和提高学生们的知识水平，我应团委康庆强和教务处吴肇莹老师邀请，还作过下列讲座：地球同步卫星（全院）；访日报告（全院两次）；从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看专业设置（全院）；人生漫谈（全院三次）；超导现象及其发展前景（电子系）。这些报告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为了提高教师们的教学质量，盛祥耀、贺准城两位老师还作了课堂示范教学，由此揭开了青年教师大奖赛的序幕，涌现出一批备课认真、授课条理清晰、效果好的青年教师。作为主持人的我，对陈虹、高山、肖琼、龚武等有较深的印象。
为了提高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院里对各系毕业设计进行随机抽取，在院里集中答辩，我是答辩组的组长。这样做对各系的指导老师和学生无形中增加了压力。随之产生的变化是，结合实际的课题多了，重复的题目少了。一个指导教师所带的学生数减了。更突出的是设计中计算机的使用（实时控制和数据处理）大大增加。我对艺术系的毕业设计印象颇深，美观、实用、经济。当年的美术院校大多还处在手工制作阶段，我们已经较普遍地在使用计算机了，体现了理工院校中设立艺术系的优势。
说到艺术系，与我还有一段情缘。我本身喜爱体育和音乐，在工艺美院的13年，让我结识了不少画家，也喜爱上了美术。我认为艺术能提高人的素质，培育人们的高尚情操。在理工院校中设立艺术类专业可以互补，对双方都大有益处。于是，我建议印刷学院开设艺术专业，并和徐邦跃老师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制成软片用投影仪在论证会上作了阐述，得到了一致肯定。艺术系的创建也因此提上了日程。
1995年，美国时代总裁黄克俭先生（哈军工毕业生）找到我，共同动议和策划我院与苹果电脑公司及Adobe公司合作，建立旨在加强我院印前图像教学的苹果电脑教学培训中心。经几度协商后，苹果电脑公司赠送加上我院自购部分设备，另外Adobe公司和华文公司（黄克俭经营）分别赠送图像制作软件和中文字库，组成了我院苹果电脑教学培训中心，其总价值达170万元。以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无论在硬件配置还是软件配置方面，都堪称是国内最具规模、设备最为先进的苹果电脑教学培训中心。该中心于1996年6月1日建成投入运行，第一任中心主任为电子系副主任郑家农老师。
在香格里拉的一次酒会上，我旁边坐着一位不起眼的来宾，交谈中我才知道是中晶科技的老总。也许是我的观点打动了他，我说："印刷学院的学生将来都可能成为行业的骨干，如果他们对你的产品熟悉的话，就会是采购时的最先考虑。"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容易办成事。他很高兴地表示，愿为印刷学院提供不同档次的扫描仪，装备一个实验室。第二天，我约他来学院参观并进一步商谈，由副院长田怀祥接待。但回去后却只同意提供一台扫描仪，而不是装备一个实验室。这就是秦炼老师去接收的Microtek平台扫描仪，这也是1995年印刷学院拥有的第一台扫描仪。
重回基础课部
1993年春，院长周兴华找我，因工作需要希望我去基础部。我对印刷学院有较深的感情，自1965年从清华调入印刷系就有这个情结。我热爱教育事业，也热爱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北京印刷学院。我为之奋斗也希望她兴旺发达。基础课有困难，我又是基础部的老人，我应该去挑担子。但考虑到已年过60，因此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以两年为期，希望院里尽早尽快物色人；二是不要期望我能干出成绩，两年能维持正常教学就是成绩。这样，我又回到原来的基础课教研室，现在的基础课部。核心组由4人组成：乔治山（书记）、叶荣恩（系副主任）、康丽华（办公室主任）和我。核心组每周定期开会一次，总结上周、安排本周、略议下周工作。
从1993年2月到1995年2月的两年间，主要做了3件事：一是狠抓教学质量。基础课部当时承担着全校三分之一的教学工作量。62位教职工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工作量，而且在外语、高等数学、化学等教学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二是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进一步优化了教师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进一步完善了对教职员工的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对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增进了团结，提升了合力。三是狠抓了班子整体效能的提高。首先是加强了党政的配合、团结一致。我作为非党同志担任行政一把手，重视与班子成员的协调统一，重视依靠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形成合力。另外，我们还建立健全了一些基础课部的管理制度，使基础课部的工作有章可循，忙而不乱。两年的实践证明，核心组是团结的、努力的、和谐的，工作是有成效的。经多次向院里要求，1995年秋，我交出了基础部的工作。此时，学院已大力进行迎接国家教委来校评价的工作，我已被任命为"校评估专家组"组长，新的工作在等待我。
难忘的1997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印刷学院这所培养我国印刷技术人才的摇篮，虽然从1978年建院开始到1997年才19年的时间，但是否已达国家规定的本科教学合格标准？国家教委将对学院的教学进行权威评价，这关乎学院的前途和命运，当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也就在这时，学院任命我为"校评估专家组"组长，直属院领导，张伯海书记亲自"挂帅"。
专家组由16人组成，全部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教师。首先集体深入学习了高校本科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3个主要评价方面，14个评价要素，31个评价项目以及各项的评分标准。其内容相当丰富而细致。按照院里的要求，专家组对各系、部、处严格的按评价标准进行了自评，对31个评价项目不达标的限期整改。用半个月的时间对三门主基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工电子技术"进行了评价，主基课必须达标。专家们走进课堂，了解课堂教学的基本情况，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听课39门（事前不告知），深入了解的教师达50人以上，并将具体意见汇报到院，反馈到系。进行上下沟通，专家组最后做到了将所有任课老师的课都听到。专家组还检查了各系的教学计划、大纲、日历。检查了实验课、学生的课外作业、试卷以及老师的评分，这是建院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极为难得的一次教学检查。与此同时，专家组还召开了各层次的教师、各年级的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75%以上显示满意）。结果表明：印刷学院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在第一次院专家组对各系部处进行全面的严格检查后，各单位抓紧了对材料的整理，迎接院专家组的第二次大检查。
根据教学评价31项评价指标的要求，院专家组还深入到教室、宿舍调查学生上晚自习的情况以及人数。清晨到操场统计学生出早操的人数。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晨5时天还没有亮，住富强西里的专家组的老师们就要赶在学生之前到达操场，并到宿舍去动员学生出早操，而我只好在办公室过夜。
1996年1月下旬，经院内自检和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根据国家教委规定的31项评价指标，拟定出针对我院教学评价中必须解决的16项难点。1996年10月9日，田胜立在学院"双代会"上要求10月25日前，各系要完成自评自查，写出自评报告。11月20日院专家组按国家教委评价要求，完成对各系的评价，写出专家组的评价意见。11月底或12月初，总署对学院进行评价检查。学院自评报告1997年2月24日完成。寒假后各部门对各项资料整理核实，5月份迎接国家教委进校评价。相隔近一年，1996年11月28日起，院专家组对各系、部处进行了第二次严格几近于苛刻的自评，每个系至少3天。此时的印院上下一条心，不少人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每个人都把迎评促建作为目标，集体荣誉高于一切。有时也有牢骚，但那是积极向上的，奋发图强的，是要求工作上的改进。印刷学院在迎评上空前的一致，空前的团结。有了这种劲头，什么工作都能完成，都能做好。
院专家组的勤奋工作，也得到了学院的肯定和多次表扬。
1997年3月17日，学院聘请了三位校外专家来学院进行评价前的诊断，他们听取了汇报，分析了学院自评报告和有关评价资料，对部分实验教学环境进行了现场检查，对评价资料提了不少宝贵意见。也就在此时，院里决定调我去院材料组工作。
当我接受任务到达院评价材料组时，离评价的确定日期只有20天左右了，时间相当紧迫。我用3天时间熟悉原来整理的全部材料，作了笔记，记下调整要点。接着定了3条措施：①院材料组康庆强老师另有重任走了，剩下江怡老师和王卫民，那么大的工作量必须进人。指名急调康丽华、林晓霞、林秀雨，经再三协商，3个系从大局出发同意来半天工作。我要下午时段，暗伏着晚上连轴转的底牌。②装一部电话，便于与各系各部门联系。改变来回奔波费时费力进度缓慢的局面。③院材料组对外封闭。有事要办必须事先联系，所有材料不经我同意一律不得外借。组内人员实行上下班签到制度。在这关键时刻丢失一份材料，将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随着进度的加快，又调进一台计算机和一台复印机。有众多的材料要复印，众多的数据、表格要处理。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分3个主要方面，14个评价要素，31个评价项目。3个主要方面为教学条件、教学状态、教学效果，分别由康丽华、林晓霞、林秀雨各管一摊。明确我们只对材料进行整理、组合、分类，无法负责材料本身的真实、可靠。江怡老师负责数据的处理，各种表格的设计，王卫民负责外联。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相当大。但责任一旦确定，再重的担子也得挑起。在倒计时的十几天里，她们经常从下午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最后三天更是通宵达旦，直到家人们来学校寻觅。这种工作作风令我佩服的同时也令我心疼。所有的材料都整理成3个层次，结论性的表格、文字；背景材料；原始数据。相邻和有关的材料都复印放到所需的位置，便于阅读。
短短的20来天，我们齐心协力干了一件有明显效果的事情，令国家教委评价组感到满意。在印刷学院的34年中，这是我自认为干得最漂亮、最痛快、最欣慰的一件作品。我挑选的3位助手是好样的，我们在一起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这20天左右我一直住办公室，虽然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但每当回忆起这一段，都会感到既兴奋又自豪。这一年我66周岁。
1997年5月11日至16日，国家教委专家组进驻我院，经过专家们全方位的实地考察，我院的本科教学达到了国家教委制定的合格标准。从征地、基建盖房开始到1994年基建基本完工，学院重心从基建转向教学才三四年的时间，就通过了国家教委的评价。1997年的教学评价和2006年的教学评估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是全院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印院人是一支勇挑重担、勇于拼搏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谢普南是认真的全身心的投入，他挑着重担。随着学院首次教学评价的结束，我也结束了交给我的任务。秋天，人事处通知我办了退休手续。由于国家教委专家组的反馈意见有些要落实，有些外校来取经，有些要我们去传经，加上学校评价的一些收尾工作，因此，我又被返聘了一年多。这期间，也参加了学院教学计划的研讨和有关教学的一些活动。1999年我68岁，告老回家。
从1949年参军算起，到1999年告老回家，我整整"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了50年"（大学4年算连续工龄）。回首这50年，我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回顾我与印刷结缘的34年，我无悔当初的选择，也无愧于我从事过的工作。因为合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亲历亲为了在北京南郊的200多亩麦地上拔地而起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校园，我也亲眼目睹了千百年来始终和铅与火相伴的印刷技术跨入了光与电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北京印刷学院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我也十分欣慰，当我们走出北京，总会在祖国的四面八方遇到当年在校的莘莘学子，而今天他们都是印刷行业的中坚。
我忘不了我曾耕耘过的印刷学院——我曾经魂牵梦萦的另一个家园。
(周保中原北京印刷学院基础课部主任、电子工程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