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学院我在印刷学院的基础课部做助教,主要是辅导一些课程。在基础课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整到机械系（现为印刷机械工程学院）,担任理论力学课程。在此期间曾经做过83级的班主任。
（一）
从1985年开始我调到教务处开始转做行政工作,负责学校的师资培训和管理这块。当时从清华调来了周兴华院长和吴英禄书记,所以通过他们的关系就从清华大学及有关的高校请了一些资历比较深的老教师,把当时77级、78级和79级那几届毕业进入我们学院的年轻教师大概有40多人进行全程培训。那次培训主要是对研究生层次课程的培训,包括数学、统计学、管理学和其它一些工科类课程。当时抓的比较严,我记得还有一些有关英语和德语的考试,考试完了以后还记录成绩,到最后都作为资格审查的依据。这个活动开展了大概两年多,有些老师的培训多达四百多课时,少的也达到了两百多课时。
1986年正赶上国家拨乱反正进行职称评审的恢复工作,我因为工作需要就从教务处进入了学校的职称改革办公室。当时,因为文革期间职称评审都中断了,很多人就带着原来的职称工作了很多年。在职称评审中断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从外地调来了一大批中年教师,恢复评审后急需评审职称。我们办公室就负责组织教师职称资格的申报及材料整理。我们学院当时是个新建院校,高级职称人员比较少,还组成不了完善的职称评定体系,所以必须得要送到校外去。当时校内评审流程是院系这一级先推荐,自己申报,系里再成立一个评定小组来推荐到学校这一级,学校成立一个评审委员会,再提出它的意见。学校这一级过了以后才能送到市的评审委员会,再分学科分专业送到分项的组里。
在教务处工作两年后我调到人事处,任副处长,主要负责人事工作,我把职称评审这项工作也带到了人事处。这项工作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一直做了两三年。当时我们学校提出申请的有四五十位老师,第一批过了将近三十位,分期分批每年都有,每年都申报,所以组织材料的量就比较大。当时专家们完全凭材料,能不能通过就只看材料组织的全不全面,所以工作压力挺大的。
有些细节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复印机都没有,可是一个人的材料要复印三十份,因为一个专家组就有三十位专家,每人拿一份。学校没有复印机,就到城里陕西机械学院的留守处复印,用卡车往回拉。如果通过了还好,但是每次都要有30%~40%同志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通过。一些老师就有情绪,因为10年都给耽误了,大家都想赶上这首班车使自己的职称正常解决,职称也是跟工资挂钩的。另外呢,老师们也并不是非得注重这个,主要是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通不过思想情绪也很大。我们除了做这些具体的组织工作,也要协助院领导做一些解释和协调的工作。当时这项工作在学校反响特别的大,牵涉到骨干师资的建设。在人事处工作了四年之后,我又被调到组织部工作了半年,主要负责干部的选拔聘用工作。之后又调回了教务处工作了两年多,期间还有半年是在清华挂职锻炼,回来以后一直工作到1996年4月,随后就调到了培训中心。那个时候培训中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它是独立开展工作,那时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是建成学生的培养基地,第二是新闻出版的干部培训基地,第三是科研基地。我在培训中心从1996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二）
印刷学院走过了办学50年,建院30年,我是属于建校初期的元老了,的确是走过了一条比较艰辛的、克服了很多困难的一条路。刚来的时候和孙文科是一批的,当时没有校舍。最开始在新闻出版署呆了半年（当时叫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地点是在东四南大街。我和孙老师早上来的最早,先到办公室转转,然后就去北京工业大学进修,晚上就住在学院给我们找的招待所。我们来的时候工作证只排到第25号,除了几个领导和办事人员,剩下的就是我们第一批来的老师。当时就像打游击,晚上睡觉跑到和平里,上班就到东四,进修就到大郊亭那边。这种流浪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多,学院接受了77、78级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也带过来了一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学院就是以这一批老师和我们这一批毕业分配来的老师组成了最初的师资队伍,后来又从外地调来了大量的其它高校的老师。从中央工艺美院呆了一两年以后就到了184中学,80级学生就招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转到了大郊亭,最后才到了大兴。最初来大兴的时候是在县委招待所,两排平房。一个系就给三四间小平房,学校有什么通知就出个黑板,周三老师们来了之后就在那里开个会。
选址建校后,最初就只有两栋楼,先在学生宿舍楼里办公,后来又建起了印刷技术楼。最初成立的是机械系、技术系,第三个成立的是管理系,出版和设计艺术系成立的就比较晚了。条件虽然艰苦,但却是很快乐的回忆。现在我还保留了一张和83级学生的合影,我们班里只有3个女生,其他的全是男生,至今看着都挺感人的。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教务部是在基础课部那栋楼的一层,就是现在化学实验室。现在的电教室那时都和教务处合在一起的。从教务处调到人事处的时候就在基础部二楼上班了,最后就转到现在的主楼。
从现在来看,那时候的师资力量很强,老师都是来自外地的一些重点大学,大家教学也很认真。还记得,我们机械系就经常进行教学讨论、教学观摩,大家都做的很认真很到位。
我整个经历了印刷学院的建设过程,感觉到学院的师生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不像一些老学校,师生都在一个校园里,交流起来比较方便。那些年印刷学院一直是一边办学一边建设,建成后都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
（三）
在印刷学院工作的这十几年,对我的影响很大,形成了我任劳任怨的工作风格。
首先,学院民主氛围比较好,包容性很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只要你努力还是能得到同行的认可的。高校是个搞学问的地方,印刷学院的学风很严谨,大家还是一门心思搞教育,大家的精力还都是往事业上投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都好好工作,热爱教育事业。离开学院以后,跟学院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我们这里的培训很多,我搞过教育管理工作,过来以后工作就顺手一些。不过还是跟学院不一样,学院的是学历教育,是具有专业方向通才的培养,培训中心是行业教育,行业教育主要是面向在职人员,跟工作行业更加密切,是一个适应性的教育,跟实际结合的更紧密,岗位需要什么就是我们要教育的目标。
其次,学校对培训中心的硬件设施支持也很大。从1996年~2002年这6年时间就是和学院一起共同发展、共同奋斗。学院无偿地对培训中心支援住房、办公场所、师资资源的利用还有很多生活设施方面的提供,对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我在调入培训中心以后,学院领导不断给予各种支持,包括现在的崔书记对培训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每次开会都主动过问。学院有些活动也会请培训中心参加,我们的培训活动少量的在学院办过,大量的就是在校长大厦办。学院领导经常出席这样一些活动,实际上也是给我们搭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我们有一些好的培训项目也会请学院老师来互相的交流,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
再次,学院对具体培训课程内容和技术设备方面给予很大帮助。那时候我们学院进了一批苹果电脑,那时候培训中心就和学院联合起来利用学院的机房对行业搞了四百多人次的培训,共有几十期。主要教授Photoshop、Illustrator等的软件,也包括设计方面的课程,最后还办了一次小型的作品展。每一期开学,蒲嘉陵教授都来发言并把学院情况做一个介绍,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在业内宣传印刷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扩大学院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培训活动,使学院和企业之间、出版印刷系统发生联系,互相沟通情况。培训中心就相当于中间的一个纽带,另外培训中心也给学院推荐过业内的一些好老师。现在培训中心就跟出版学院的老师联系比较密切。每年培训中心搞出版资格考前辅导,像朱宇、王彦祥,王关义等骨干教师都会来授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实际上也是整合学院的资源,为行业和社会服务。
(四)
出版印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现在也是一个产业。过去在学院里对它了解的不是太多,主要是专注一些专业的印刷知识,后来才充分认识到出版印刷行业的重要性。首先,十七大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出版业就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党和国家对出版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次中央机构调整后还是独立保留新闻出版总署的功能,还要赋予其新的职能。所以我们印刷学院和培训中心,都是这个领域当中的部门,我们作为一个培养行业人才的机构,感觉到我们从事的事业还是很伟大的事业。
为了服务行业,给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学院着手也很早。在学校建设情况稳定后,1992年学院就提出了学校的中心任务从边办学边建设转变到全面建设教育质量和课程建设。当时的教务处结合当时整个国家教委的教学评估,做了一些课程建设工作。学校对师资、课程、大纲、教学计划等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和教学做了很多工作。整个学院都是边改革边摸索。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学院还经常组织同志们到南方各大院校走访学习,走访了株洲工学院、深圳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学习办学经验。
另外,学院对行业关注度程度很高,对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跟的比较紧。一直以来,整个学科建设,专业设置都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有些还走在教学科研的前沿。现在数字出版专业还是全国第一个。从宏观上看,我们学院为整个行业的服务做的很不错。
作为一名曾经执教印院的教师,也作为在出版印刷人才培养方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我对我们的学院和我们的同学们充满着深深的期望。我祝愿学院的办学实力越来越强,人才培养质量越来越高；能够紧跟形式,科学发展。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踏实学习,为印刷出版行业奉献力量；为母校的明天添砖加瓦；为自己的明天努力奋斗!
(曹克勤原新闻出版总署培训中心主任，校友)
